1926年11月，毛泽东踏上了前往湖南的考察之旅，目标直指农民运动的真实状况。那时，国民政府内部与中国共产党内部，对于农民运动的走向已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声音，像两股激烈的潮流，在同一片天空下汹涌交错。 在武昌的蛇山北麓，靠近长江边的一处静谧庭院里，毛泽东为筹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接待了许多从湖南来的乡亲和同志。他们谈起家乡的农民运动，个个眉飞色舞，热情洋溢，言辞间充满了对农村变革的期待与自豪。每一个故事都像火焰般点燃了现场的气氛，让人感受到乡土与革命的紧密交织。

然而，在武汉城内，另一副景象却令人心生沉重。每天，粤汉铁路车站和江汉关码头，都会涌现出一批拖家带口的湖南绅士模样的人物，他们操着熟悉的湖南口音，衣着凌乱，步履蹒跚。那些手头稍宽裕的，从这里匆忙乘船去上海；手头拮据的，只能躲进汉口租界的旅馆，或依靠当地驻军和官员中的熟人暂时避难。他们一开口，便是声泪俱下地控诉农民协会在乡间的种种所作所为：什么农民运动，不过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这样的说法，很快在武汉流传开来，从国民党的中高层到一贯反共的右派，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这糟得很。 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的左派人士，曾经是共产党朋友的，也只能无奈叹息：这是革命进程中必然出现的阵痛，虽糟，却在所难免。一些官员甚至跑去苏联顾问鲍罗廷处质问：共产党为什么在湖南这样折腾？这位一向言辞犀利的鲍顾问淡淡回应：革命中难免会有痛苦。就像女人分娩，谁不经历阵痛？但只有痛苦过后，生命才能诞生；革命也是如此。

在湖南，当地省主席唐生智暂时未反对农运，但各地枪杀农会干部、捣毁农会和打死农民的事件不断发生。地主豪绅、国民党右派更是暗地成立反动组织，其中尤以湖南省党部农民部长刘岳峙所组织的左社为最，专门与农民运动对抗。面对这一切，身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也显得有些焦虑。毛泽东抵达武汉后，立刻参加了12月中旬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 会上，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指出，国共两党的关系已经出现破裂的危险，其根源在于党内的左倾倾向：轻视国民党，包办国民党与民众运动，否认国民党左派存在，误解党的独立性，以及对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得当。他特别强调：最严重的问题在于，一方面民众运动勃兴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民众运动的勃兴感到恐惧而日渐向右。左、右差距愈发拉大，这是破裂国共关系的主要原因。

陈独秀的分析虽有一定道理，但他提出的对策却显得偏颇：他要求限制农运，不提出土地要求，工农武装仅限于自卫。这种模糊方针，被下层理解成不要发展武装，以免吓跑同盟者，为后来的党史研究视为右倾机会主义开始占据主导的标志之一。 在此背景下，毛泽东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来到湖南，进行实地考察，意义重大。他的观察和意见，对中共中央的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1926年12月中下旬，毛泽东在长沙参加工农两大组织的会议，并与中共湘区委员会研究工作后，在国民党湖南省监察委员会委员戴晓云陪同下，实地走访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首站便是故乡湘潭。

1927年1月4日，毛泽东抵达湘潭，听取县农协负责人汇报农运情况后，又深入乡村进行调查。他首先来到银田乡，与当地农会干部座谈。初时，干部们因毛泽东是中央派来的人物而忐忑不安，生怕言辞不慎招来责难，会场气氛显得拘谨而压抑。毛泽东察觉大家心中的顾虑，笑着开口：今天我们是带着耳朵来听大家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用担心！要是大家都不说，我回中央可就没办法交差，也无法反驳那些说你们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人。 这一番话像春风拂面，立刻让气氛活跃起来。干部们争先恐后地向毛泽东汇报当地农民运动情况。毛泽东随即按照调查提纲，有条不紊地提出问题，与干部们讨论：区乡农协在乡村中的威望如何？土豪劣绅现在状况如何？区农协副委员长郭应棋答道：四个月前，土豪劣绅在乡里横行霸道，如同土皇帝；如今见了农会干部，一个个都谦卑点头，表示拥护农会。团防局长曾随意抓打杀人，现在也乖乖交枪。农村事务，现在只有农会说了算，广大农民都高呼‘农民协会万岁！’毛泽东听后欣慰道：好！一切权力归农会，连黑脚杆子农民也被称万岁，真了不起！

随后，区农协常务队队长汇报：我们从团防局接过二十多条枪，但队员只会用锄头，从没打过枪，怎么办？毛泽东笑着回答：缴了团防局的枪，有了武装，这是正确的革命道路！过几天，我请省里派教官来教你们打枪。干部们听了，笑声洋溢。 接着，负责人汇报了原团防局长曾杀害无辜百姓五十余人，如今虽躲起来，但仍暗中组织保产党，破坏农民运动。毛泽东沉默片刻后说：全国已出现反农民运动逆流，一些土豪劣绅乘机蠢动。我们必须顶住逆流，毫不留情打击破坏农民运动的‘拦路虎’，保护农民利益。对残酷杀害农民的土豪劣绅，枪毙一人，可震慑一大批。

银田座谈结束后，毛泽东稍作休息，又风尘仆仆前往韶山特别区农民协会。1月7日清晨，他一踏入韶山冲，便受到数百名农会乡亲敲锣打鼓的热烈欢迎。听完干部汇报后，看到自己一年前播下的革命火种，如今已燎原成势，心中喜悦难抑。在毛氏公祠的欢迎会上，他看到许多妇女走进会场，便笑着说道：过去妇女受压迫，封建思想作怪，进不了祠堂。今天打倒族权，她们应坐首席。伴随笑声，妇女们入座。毛泽东又幽默说道：过去信八字、风水望好运，如今农民运动开展，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纷纷倒台，大家日子过得好。短短一两年，八字变好？坟地贯气？那些神明你们敬了几百年，也没替你们打倒土豪。如今，减租靠谁？靠神，还是农民协会？台下齐声大笑：当然是农民协会！毛泽东接着说：革命才刚开始，打几个土豪算不了什么。要彻底消灭封建地主，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还要出几身热汗。大家要团结，团结才有力量。 毛泽东这番生动而深刻的讲演，深深触动了农会干部和群众，他善于抓住农民心理，用语言引导实践与理论相结合。1月9日，他从韶山赴湘乡考察，先到唐家坨。此地虽属两县地界，但相隔仅十里，毛泽东从小随母亲居住多年，对一山一水都有深厚感情。外祖父家中，舅舅、表兄弟热情迎接，畅谈中，他了解了湘乡一带的农运情况。 随后，毛泽东抵达湘乡县城，住进湘乡饭店，县内农民协会干部纷纷来访。他强调禁鸦片问题，提出要搞武装：农民要组织自己的武装，把团防局接过来，在全县成立农民自卫队。之后，他又前往衡山，白果镇与区农协干部座谈时，亲切说：外头有人造谣说农民运动一团糟，我来这里，就是要用你们的好事堵住他们的嘴。衡山县城，中共衡山地委书记汇报农会会员发展情况及贫雇农取得领导权，毛泽东核对调查材料，高兴说道：乡村中苦战的主要力量是贫农，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这贫农领导，非常重要。他提醒：个别乡搞‘贫农一统’，把中农排斥，这是不对的。应联合中农，建立巩固的农村联合战线，利于打击共同敌人。 在衡山期间，毛泽东视察了县农民运动讲习所、总工会、女界联合会等组织，广泛听取各界人士意见，收获大量一手资料。在县党训班的政策讨论会上，他听取学员汇报农会办夜校、修桥补路、义仓积谷等工作，兴奋说道：农民的行动完全正确，好得很！离开衡山时，他在欢送会上再次热情肯定农民运动，认为好得很，而非外界所说的糟得很。 1月24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向中共湖南区委详细汇报湘潭、湘乡、衡山的考察情况，并随后考察醴陵、长沙两县的农民运动。2月5日，他回到长沙，原计划前往宁乡、新化因时间限制未能成行。在区委会议上，毛泽东连续作报告，大声呼吁农民运动好得很，改变了李维汉、夏曦等领导人原先限制农运的错误观念。1927年2月，湖南区委向中央报告中明确承认：自润之同志视察归来，才感到贫农猛烈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可见，毛泽东一时扭转了湖南局势。 2月12日，毛泽东带着第一手考察资料回到武昌，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份报告并非引用书本文件，而是通过实践调查总结经验，成为党领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报告中，他热情赞扬湖南农民运动的广泛开展，歌颂农民打翻乡村封建势力的伟大功绩，尖锐批驳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充分肯定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他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农民挥动铁锄，挖去这个墙脚，这是40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的奇勋，好得很。革命党派应站在农民前头领导他们前进。 该报告于当年3至4月连载于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向导》刊登前两章。党中央宣传负责人瞿秋白为报告作序，同年4月以《湖南农民革命》公开出版。报告亦在国际上引起轰动，5至6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以俄文、英文转载《向导》前两章。执行主席布哈林在执委会全会上提到此文：文字精炼，耐人寻味。这篇报告很可能让斯大林等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毛泽东考察湖南时，呼吁采取减租减息措施，但尚未要求农民夺取土地。然而，农民运动一旦燃起，自然提出土地分配问题。中共湖南省委此次走在了前列。1927年4月10日，由湖南省委主持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告全省农民书》指出，农民运动的目的不仅是打倒土豪劣绅、地主，更在于摧毁赖以生存的封建制度，不仅是减租减息，更在于解决土地问题。随后，长沙市党部建议将土地没收归公，再分配给农民，湖北、江西等省农协亦提出类似要求。 湘鄂赣地区工农运动的深入发展，无疑激起了地主豪绅、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军官的仇恨与恐惧。他们为保护自身利益，必将以更疯狂、更残酷的手段反扑。一场血与火的较量不可避免，而国共两党的合作，也在这场较量中注定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