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3年，萨尔基科夫向彼得一世建议在西伯利亚河口造船，以用于北太平洋的航海探险。同年，伊尔库茨克地方官雅科夫·叶利钦“奉陛下敕令”在西伯利亚组建“日本国进行调查”队，但该调查队仅到达了千岛北部岛屿。彼得一世去世后，俄国著名航海家、丹麦人维塔斯·白令（Vitus Jonassen Bering）在彼得二世时期和安娜一世时期分别进行了两次北太平洋航海探险。众所周知，白令在世界地理发现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1728—1729年，白令执行了第一次北太平洋探险任务。在第一次北太平洋探险中，白令探险队虽发现了白令海峡，但其探险活动过于靠北，没有南下对千岛群岛和日本列岛进行探险。1732年，白令向安娜一世女皇提议开展第二次北太平洋探险。1732年4月，白令的提议获得安娜一世女皇批准。女皇决定“再次派遣海军准将白令前往堪察加，执行他所提议的在当地造船以及为增加国家利益的各项任务”。

白令提议包括两项内容，其一是“探索横亘于美洲与堪察加之间的陆地，以及从堪察加半岛的陆角一直延伸到日本的诸岛屿……前往这些地方建立对国家有利的、有效的贸易（关系），或者在没有其他国家统治的地方建立皮毛实物税（制度）”；其二是“探索从鄂霍茨克或堪察加前往阿穆尔河（我国称“黑龙江”）河口，以及更远的日本诸岛的航路”。在这两项提议中，都包括了对日本新航路的探索。整个彼得一世统治时期，并没有任何一支俄国探险队真正接近过日本。不过，1713年，伊尔库茨克地方官已“奉敕令”组建了日本探险队。1714年，萨尔基科夫在其上奏彼得一世的《国家利益表明》中，也显示了萨尔基科夫对开辟日本新航路的重视。兹那门斯基说，欧洲人在“新发现”的土地上有以征服和通商两种手段攫取、获得财富。而俄国在开辟日本新航路时，也使用了这两种手段。对待千岛原住民，俄国采取的是征服政策；而对待日本则是寻求通商的政策。1716年，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公爵派出大堪察加远征队对堪察加海峡一带的岛屿进行航海调查。加加林要求探险队长叶利钦在对“金、银、铜以及其他贵重矿物、染料、珍珠进行探索和绵密调查的同时”，对岛屿居民也要以“怀柔与对话的方式让当地居民成为俄国臣民，让他们同意缴纳皮毛实物税”，但如果远征队“遇到日本人，则应向他们询问日本的情况，如有可能，可派出有能力的人（前往日本协议）通商”。叶利钦在执行大堪察加远征任务的过程中，曾向雅库茨克地方官署报告过任务的执行情况。在一份报告中，叶利钦说：“遵沙皇陛下敕令，同时奉西伯利亚总督马特维·彼得罗维奇·加加林公爵签署下达的诸条命令。我衔命统领士官及下级勤务员前往北冰洋以及太平洋沿岸，对陆地与岛屿进行探索，并引导敌对的异乡人，使其归入最强有力的（俄国）统治的庇护之下，让其贡纳实物税。另外，我还遵照命令派人前往日本，寻求与其贸易。”无论是在加加林的命令中，还是在叶利钦的报告中，俄国对日本采取的都是通商的政策。兹那门斯基在《俄国人的日本发现》中认为俄国不以武力方式征服日本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日本经济较为发达，且人口众多，又拥有火炮；二是日本距离俄国中心地带十分遥远。其中，第一点理由——“经济发达、人口众多、拥有火炮”——应该是俄国仅寻求与日本通商，而不进行征服的根本原因。因为，俄国人试图去征服的千岛群岛也同样十分遥远。那么，彼得一世时的俄国是如何得知并确认日本“经济发达、人口众多、拥有火炮”的呢？17世纪之前，俄日两国相距遥远，彼此间既无人员往来，更无贸易交往。可以说，17世纪之前的俄国（罗斯）人对日本是十分陌生的，甚至对于“日本”这个地名也仅仅是通过道听途说得知的。最早给俄国（罗斯）人带去有关日本传闻的可能是阿拉伯人和蒙古人。但这也仅仅是一种可能，由于缺乏文献，俄国（罗斯）人究竟有没有从阿拉伯人或蒙古人的传闻中得知“日本”，仍是未能得到实证的问题。俄国文献中出现“日本”一词是在17世纪。其信息源有两个，一是荷兰文献；二是俄国使节在中国的见闻。据苏联学者兹那门斯基研究，最早记述日本的俄文文献是1655—1667年之间编写的《世界志：世界诸地及列强之记述》。《世界志：世界诸地及列强之记述》中有一篇题为《关于日本和日本岛》的章节。这一章节对日本的地理、行政制度、宗教、习俗，以及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关系进行了简要介绍。兹那门斯基考证认为，《世界志：世界诸地及列强之记述》中的《关于日本和日本岛》译自荷兰人梅尔卡特尔《地图集》中的《关于日本和日本岛》。17世纪时，中俄已有较多交往。1675年，沙皇彼得一世派遣尼古拉·斯帕法里为全权大臣出使北京。在中国期间，斯帕法里遇到了遭日本驱逐的耶稣会士，并通过他们搜集到了一些有关日本的情报。回国后，斯帕法里报告俄国政府说：“在中国东方大洋之中，距离700俄里的海上，横亘着一个叫作日本的大岛国。其财富甚至比中国还要多，岛上蕴藏着金矿、银矿，其他财宝资源也很多。岛上居民与中国十分相似，他们与中国使用同样的文字，习俗也相同。然而，岛上居民民风彪悍，很多去传教的耶稣会士被他们逮捕处决。”17世纪时，俄国虽然已有了一些记述日本的文献，但这些有关日本的记述要么是翻译自荷兰人的书籍，要么是俄国使节在中国“道听途说”而得知的。可以说，17世纪俄国的日本认识仍停留在间接认识的阶段。此时，既没有俄国人去过日本，也没有日本人来过俄国。1701年，日本漂流民传兵卫不期而至地来到俄国首都莫斯科。传兵卫是有文献记载的到过俄国首都莫斯科的第一位日本人。彼得一世亲自召见了传兵卫。彼得一世召见传兵卫的主要原因，应该是想通过他获得一些有关日本的一手信息。相比于荷兰书籍中的记述，传兵卫的口述更具直观性。关于日本，《1702年传兵卫口述书》有如下详细的记述：他，传兵卫说，他们的宗教和中国人相同，有很多金、银、铜、铁以及木制的各种形态的偶像。他们崇拜这些。他，传兵卫看了拉丁语书写的有关日本岛的书籍后，说这本书所描写的日本岛的城镇，也就是都、大坂、江户，与日本的实际情况很相似。这本书说，他们在神以外，还拜人、蛇、动物以及其他各种形态的偶像。而这个情况也好像与日本的实际情况相似。书中的礼拜堂以及其他建筑物也如同日本的建筑一样。（我们）问他，日本人信仰天地的创造者之神吗，去什么处所进行信仰活动？传兵卫回答说，天地的创造者轮流着在地上住一年，在天上住一年，但没有人看见过。他说，他们有自己的诸神，有阿弥陀神、时、八幡、观音、不动、释迦佛陀、阿弥陀如来、荒神、地藏、药师、虚空藏、滋贺八幡、弘法大师、伊势神明、天宫大人等，有很多名字。……在日本之地，他们的统治者，或者也可称之为沙皇的公方大人，相当于总主教的内里大人，以及比内里大人权威更低的禁中大人都居住在“都”。另外，沙皇会从这里移动到那里，前往江户居住。日本降雪的时间大约有两个月。开始刮北风后，第一个月有三天降雪，下一个月有两天降雪。降雪只有短短几天，连手指头的深度都累积不了，下雪当天，雪就会融化。极寒的日子几乎没有。只有三个月的时间里会刮冷风。在日本，夏天和冬天都经常下雨。白天最长的时候有12个小时，最短的时候有七或八个小时。夏季，太阳高高升起，非常炎热。在日本，有牛、马、猪以及羊等家畜，但并不食用。用于食用的有雁、鸭、俄罗斯种或印度种的鸡、鹤，以及如同牛一般大小的白羽、黑尾、赤足的鸟，日语中叫作孔雀。另外还有海中体长约两沙绳的大鱼。湖里有鲋，但在河川中，由于水温非常高，所以没有鱼。海里有类似波罗的海白鲑鱼的小型鱼。有甜莓类、酸莓类以及苹果。另外，（田里）还栽培有米。米有时从中国贩运过来。日本的战士有火绳枪、军刀等武器。长官配有两具军刀。但是，他们那里几乎跟谁都没有战争。城镇周围，有巨大的天然石头所垒成的，厚约六沙绳，高约十俄丈的石头城墙。日本人的民居是这样建造的：每间隔一沙绳立一根长木柱，将泥土与水混合，然后打捏，再掺入干草。在刚刚所说的柱子之间，用混合的土做成1至1.5沙绳厚的土层，土层间插入铁，用绳子绑起来，然后打击加固。礼拜堂也是用相同方法建造的。民居和礼拜堂用铁修葺屋檐，其他的建筑用铜或者金、银。沙皇与总主教的房屋以及高级礼拜堂的屋檐用金来修葺。日本使用银制、铜制、陶瓷器制的食器。制作陶瓷器，会使用海里的贝壳。他们将贝壳研磨细碎，再混入黏土，让它在土中培养多年，然后用这样的土制作陶瓷器。日本沙皇不论乘船前往何地，都堂而皇之地将火炮和前入式火绳枪带到船上。但是，那个日本岛上的商人是不允许携带火炮、火绳枪、前入式火绳枪的。但商人们的家里可以有前入式火绳枪。日本人不去外国，但在日本之地，德意志人（此处指荷兰人）的船会运载罗纱以及其他各种商品来到名叫长崎的城镇。在这个城镇里，很多德意志人居住在众多房屋里。日本其他地方的城镇，禁止德意志人和其他外国人前往贸易，但其原因，他并不清楚。他说，距今15年前，有德意志人因风暴漂流至纪之国。但是，这个城镇里没有德意志语的翻译，他们让德意志人写一个文书，然后派人送到长崎找翻译。于是，反反复复调查彻底后，将德意志人送到长崎，再从长崎送还至德意志之地。他对日本船如是说。日本之船，无盖。为妥善保管商品，每个船都会制作有遮蔽的库房。在海上，下雨之时，会卸下桅杆，将它横着放倒，用浸过鱼油的布覆盖在上面，用于防雨。如果风浪巨大，浪头到了船上，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会把酒樽或者其他重的物品投弃海中，以使船体变轻。他说，船变轻了后，水就不会灌进来，这样可以在海上漂流数月。……在日本，一年有12个月，但是有的年份有13个月。一个月有四个星期，也就是28天，或者29天。一年以冬季为结尾。传兵卫不知道巴达维亚、台湾、广东，他说从来没有听说过。日本没有耶稣会士和德意志神父。至于长崎有没有，他说不知道。日本没有基督的十字架。其他任何宗教，日本人既不接受，也被禁止信仰这些。在日本，人们穿着麻织物和南京木棉布制作的服装，冬天在衣服里放入棉花。他们那里出产金银，也生产缎子和南京木棉布。他说，因为没有佩戴珍珠、宝石之人，所以没有珍珠、宝石之类的东西。在日本的海上，有公牛般的海兽，有时会现身出来。大鱼有的大约有两俄丈至四俄丈。他们把铜币称为钱，圆形的形状和厚度大约与俄罗斯的铜币相似。另外还有重量大约与莫斯科的佐罗托尼克相当的，被称为银子的银币。弗拉基米尔·阿特拉索夫就带了一枚回到了莫斯科。铜币50枚交换银币一枚。金币也有，其横幅大约和艾菲莫夫币差不多，厚度与莫斯科铜币相当。在他们那里，称之为小判。这样的一枚金币可以交换40枚银币。另外还有直径大约两贝尔肖克的，称为大判的大型金币。一枚大判可交换四枚小判。另外，还有被称为一分的较小的金币，大约可以交换银币十枚。他说，日本之地，金银丰富。在千岛之地，当地人从传兵卫一行那里抢夺了两箱每箱约两磅的小型金币。但是，他们堪察加人并不知道金的价值，把它们分给小孩做了玩具。《1702年传兵卫口述书》中，关于日本的记述约占全部篇幅的三分之二。由此也可见，俄国官员十分希望从传兵卫那里获得更多、更一手的日本信息。虽然总篇幅并不长，但传兵卫的口述基本涵盖了日本的宗教、君主、气候、物产、民居、建筑及筑城方法、武器、畜禽水产、造船及航海方式、陶瓷器工艺、服饰、货币以及对外关系等诸多方面。从内容来看，传兵卫的口述信息基本上是准确的。虽然漂流民传兵卫是一个小人物，但对于当时的俄国来说，却是一个重要的日本信息源。而这也是传兵卫能在历史上留下文献记录的原因所在。通过《1702年传兵卫口述书》，俄国官员不但可以了解日本的商品、财富、资源等方面的信息，也可以确认日本军队装备有火炮和火枪。也就是说，通过传兵卫的口述，俄国人既可认识到与日本通商是有利可图的，也能意识到征服日本并非容易之事。安娜一世女皇统治时期，俄国派遣白令开展第二次北太平洋探险。而这次任务中，俄国还专门派出西潘贝尔格率领分队执行日本探险任务。在安娜一世即位前，俄国对日本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而这些认识的信息源仍然是日本漂流民。1762年，柯兹伊列夫斯基的《堪察加海峡与海洋诸岛地图》中收录了一份1726年6月柯兹伊列夫斯基写给白令的报告。该报告主要内容是日本漂流民的口述。柯兹伊列夫斯基整理于1726年的这份日本漂流民口述记录，其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对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仅做了简单提及。比如，“此日本岛的人民不吃牛肉，不以食用而杀牛”，“他们那里，一年能收获三次谷物，一年之中都能收获蔬菜或其他农作物；他们栽培烟草，收获颇多，然后加工它们；他们制作绢以及木棉织物，男、女都能使用织机，他们用所织的布做成在市场上售卖的衣服”等。在日本的政治、军事方面，该口述记录有如下较为详细的叙述：另外的日本俘虏做了如下讲述。在日本岛上，有大约70名领主统治着人民。（他们）各自都有用石头构筑的城池，在其附近还有一些小的市镇。其中尤需一提的是，日本岛上有一位伟大的统治者，如果打个比方，他是类似于我们这里的罗马教皇那样的人，称为“tanno soma”。对这个人，他们的大皇帝也好，大领主也好，以及所有人民都需向他（指日本天皇）行礼，如同我们对神那样表达敬意。我不知道这位“tanno soma”是否就是他们的神，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来询问。这些俘虏都不是身份高的人，只是些受雇于大型木船船主之人。……（大皇帝的城池）用他们的话说叫江户。（此国）全体叫作日本国，人叫作日本人。（江户）自海岸须沿河流稍微上溯，海洋船是不能靠近的，需要在河口停泊。因此，商品要用以此（河口停泊）目的而建造的特别的小船运送。因为没有冬天，一年之中都有商品送往或来自南边的大坂方向、北边的堪察加方向、松前以及其他一些方向。此国（江户）有两座石造的城，城墙上安放着大炮，因警备森严，装备有各种火器。人们没有见过自己的皇帝。皇帝外出之际，人们伏于地面，不可抬头而视。（他们）互相之间，以及在他人面前，连出声说出皇帝名字的胆量都没有。这位皇帝称为公方殿下。其他领主都在他的国家（江户）生活。在自己的领地上，（领主们）派出代官实施统治。《1702年传兵卫口述书》仅将日本天皇比作“总主教”，而将幕府将军称为“皇帝”或“沙皇”，并没有说明日本的“沙皇”（幕府将军）与“总主教”（天皇）之间的关系。《堪察加海峡与海洋诸岛地图》中记载：“他们的大皇帝也好，大领主也好，以及所有人民都需向他（指日本天皇）行礼。”这样描述更有助于俄国人理解日本天皇与幕府将军的关系。《堪察加海峡与海洋诸岛地图》中，柯兹伊列夫斯基还针对日本天皇这个特殊的存在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柯兹伊列夫斯基认为，“如同我们对神那样表达敬意。我不知道这位‘tanno soma’是否就是他们的神”。这句话表明，根据日本漂流民的描述，柯兹伊列夫斯基隐约感觉到日本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可能是“神”，而不是仅仅是“总主教”。在德川时期的日本，天皇既是总祭司，同时他本身也被日本的神道教奉为“现人神”。柯兹伊列夫斯基隐约间对日本天皇“神”格的理解不仅符合日本实际情况，也可谓是十分深入。从这一点来说，在俄国人认识日本方面，漂流民的口述有着荷兰文献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关于日本“大皇帝”（幕府首领）的权威，《堪察加海峡与海洋诸岛地图》的记述更为形象直观。《堪察加海峡与海洋诸岛地图》中记述：“人们没有见过自己的皇帝。皇帝外出之际，人们伏于地面，不可抬头而视。（他们）互相之间，以及在他人面前，连出声说出皇帝名字的胆量都没有。”《堪察加海峡与海洋诸岛地图》还明确地记录了“皇帝”居住的江户“有两座石造的城，城墙上安放着大炮，因警备森严，装备有各种火器”。《1702年传兵卫口述书》也曾提到幕府首领的大船上装备有火炮。不同时期的日本漂流民都“不约而同”地告诉俄国人日本军队拥有火炮和火枪。很显然，这些信息都能够让俄国人知道日本并不是一个容易征服的国家。《堪察加海峡与海洋诸岛地图》对日本最北方的藩国松前藩（位于北海道岛南部）也有一些描述。其主要内容如下：森严的警备。松前岛——在该岛的一端，有着一座面向海峡的城池。根据成为俘虏的异乡人……以及其他人的陈述书，（此城）似乎是最近才新构筑的。这里的居民都是犯了某种罪行，因流刑而从日本岛送到松前的。松前城的居民拥有各种警备用的武器。城中有大炮、火枪以及各种弹药。……岛的此端（指北端）也有警备。这段关于“松前岛”的简短记述以“森严的警备”开头，这说明柯兹伊列夫斯基从日本漂流民的口述中已深刻地感受到“松前岛”是日本严密防守之地。这段记述虽然简短，但对于日本的北部边境，俄国人可以获得以下两点认识：（一）“松前岛”虽仍是日本流放犯人的地方，但日本已经将统治的边界扩展到了“松前岛”；（二）“松前岛”上的日本城池虽是“新构筑”的，但却装备有“大炮、火枪以及各种弹药”，甚至在岛的北端“也有警备”。在俄国人真正到达日本之前，俄国仅有西欧出版的书籍和日本漂流民两个了解日本的渠道。西欧出版的书籍多出自荷兰人之手，这些书中有关日本的信息不仅是二手的，而且也有一定时间上的“迟滞性”。对俄国来说，日本漂流民的口述信息，不仅是一手的，而且其所描述的内容就是日本“当下”的情况。俄国人虽会考虑到日本漂流民在向俄国人讲述自己国家时，也可能存在夸大其词的情况，但如果日本军队没有火炮、火枪，那么日本漂流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凭空想象出这些武器的。柯兹伊列夫斯基在叙述“松前岛”时，在该段落的开头便使用“森严的警备”这样的措辞。这表明，在听完日本漂流民的讲述后，柯兹伊列夫斯基已感受到日本不是一个装备落后、容易征服的国家。《堪察加海峡与海洋诸岛地图》中的“日本漂流民口述”本来是1726年6月柯兹伊列夫斯基写给白令的报告。也就是说，制定日本政策的俄国高层官员都是有可能接触到这些有关日本的情报的。而这些来自日本人口述的情报和信息必然对俄国的对日政策产生影响。如同在西伯利亚地区、堪察加地区扩张领地时的方针一样，俄国在对北太平洋一带的岛屿进行远征和探险时，也奉行征服政策。在1732年俄国元老院向白令下达的第二次远征命令中，元老院要求白令在新“发现”的陆地或岛屿上搜寻“尚未（被俄国）征服的异乡人（原住民），并让他们臣服（于俄国），（向俄国）缴纳皮毛实物税”。但征服政策的适用对象，仅是装备落后，甚至没有国家组织的原住民部落。对于日本，俄国元老院十分谨慎小心、稳健和平。1732年，元老院要求白令与日本人接触时，“务必十分小心。……与日本人必须以亲切态度进行接触，更不得将手伸向中国的领土”。另外，如果白令“‘新发现的’美洲或亚洲的土地，已是欧洲君主、中国皇帝或日本汗王的领地，为不致引起猜忌……即使目前当地人很少，也不得占据港口，不得进入（这些地方）”。俄国元老院将日本与中国及欧洲国家并列。这说明，俄国高层将日本视为一个具有较高发展水平、国力并不弱小的国家。1733年，俄国派遣海军大尉马尔琴·西潘贝尔格率领三艘探险船探索通往日本的新航线。《俄罗斯帝国法律全集》中收录了一份海军部向西潘贝尔格下达的命令。这份命令也十分清晰地体现了当时俄国的日本政策。在这份命令中，海军部要求西潘贝尔格“若发现日本专制君主大汗……统治下的土地，对其进行观察”，遇到当地居民时“不得向任何人发起攻击，不得向任何人示以敌意”，与日本人接触时，“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应与日本人互相交换礼物”。1740年，西潘贝尔格执行第二次日本远征任务时，海军部在命令中告诫他说：你（西潘贝尔格），以及陆军少尉瓦尔顿，去年夏天已在日本海岸停留，当地有不少居民看到了你们。他们可能知道你们来自俄国。他们可能认为，你们是在向某处航行时，（偶然间）经过（日本的）海岸，为补给薪、水而在日本上岸的。然而，今年夏天，当你们的海洋船再次到访日本海岸时，日本人会对你们产生疑念，他们一定会问你们为何每年都来。在这种情况下，你们需以温和的态度向他们做以下说明：俄罗斯帝国领有的西伯利亚一直绵延至海边。介由此海，俄国与日本国的领土邻接。此次（来航）的目的是，寻求通往他们（日本）海岸的航行路线。很久以前，俄罗斯帝国已与中国开始了友好交流，建立了商业关系。这些（交流与贸易）是在遥远的两地间，通过陆路进行的。日本人应该知道这一情况。从俄国方面来说，俄国希望与他们日本人以邻人相待，构筑友好关系，并希望为两国利益而开展贸易。由此，可以给双方臣民带来不少利益与利润。这会与（俄中间的交流与贸易）相同。……寻找一切机会向日本人说明：女皇陛下的希望仅仅是与日本进行交流并与他们开展贸易，众所周知，他们日本人所购买的俄国商品一部分是经由中国（商人）的。同样，俄国也是经由中国购买他们的商品的，所以此贸易可为双方带来巨大的利益。在1740年俄国海军部的这份命令中，俄国已要求西潘贝尔格向日本明确表明俄国希望与日本通商贸易的愿望。纵观18世纪至19世纪中期的日俄交往史，俄国虽几度造访日本，但每次几乎都是以和平友好的方式寻求与日本建立贸易关系。甚至在1853—1854年日俄协商订立条约期间，俄国也未过多地以武力相威胁。从俄国国内文献的措辞以及俄国实际采取的行动来看，19世纪中期以前的俄日外交中，俄国也几乎都采取了和平友好的方针。而这样的对日政策几乎从尚在探索日本航线的安娜一世时期便已形成。如上文所引，1732年俄国元老院在命令中要求北太平洋探险队的司令官白令不得进入或占据日本、欧洲国家在北太平洋地区的领土或港口。元老院向白令下达的命令是对内的命令。而在对内的命令中，元老院是无需做任何掩饰的。安娜女皇时期，俄国尚未发现通往日本的新航线，与日本也没有开始接触。但从元老院、海军部的命令来看，此时的俄国已将日本视为一个国力并不弱小的国家，其对日本的政策也是谨慎而和平的。本文为《大洋迷雾中的邂逅：德川幕府时期的日俄关系》第二章第一节，原题“俄国北太平洋探险时期的日本政策”。注释、小标题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