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嘉靖四十四年《宗藩条例》实施后宗禄确实大幅削减，但此后宗禄拖欠问题依然长期严峻。正是万历十一年的周府岁禄拖欠问题，直接触发了宗禄定为永额举措的出台。先由钦差礼科都给事中万象春与各抚按及各该亲郡王条议，数年后又经廷议，万历十八年六月明神宗下令将河南、山西、陕西三布政司宗禄定为永额，并辅以其他重要条款。直到万历末年、天启年间，随着明朝财政危机的加剧和持续，天启五年明熹宗下令也将山东、湖广、江西、广西、四川等地的宗禄定为永额。宗禄定额举措陆续出台后，宗禄的拖欠依然时有发生。因为明朝宗禄的总额实在太过庞大，加以农业灾荒、地方拖欠等原因的制约。但明朝毕竟在明亡前已经根本控制了各地宗禄的继续增长势头，在宗禄时常拖欠的背景下，宗禄定为永额之举，确实也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明朝宗藩的生存危机。

在明代宗藩问题研究中，学界对宗禄的探讨多注意于洪武至嘉靖年间。《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六》中记宗禄始末的史料最末一段为“至（嘉靖）四十四年乃定《宗藩条例》。郡王、将军七分折钞，中尉六分折钞，郡县主、郡县乡君及仪宾八分折钞，他冒滥者多所裁减。于是诸王亦奏辞岁禄，少者五百石，多者至二千石，岁出为稍纾，而将军以下益不能自存矣”。万历《明会典》卷三十八《廪禄一·宗藩禄米》也仅记载了自洪武至万历初年的宗禄演变情况。明朝自宣德年间以来，针对宗禄采取的总体趋势是日益加以限制。嘉靖四十四年颁布的《宗藩条例》可谓是大加限制宗禄的标志性文件，然而此后对宗禄增长的限制举措还在不时出台。现有的研究指出了《宗藩条例》颁布后明朝依然存在着严重的财政负担，只是或未关注到万历、天启年间宗禄定为永额的史实，或虽有涉及而语焉不详，或对其重要性未给以适当的肯定。宗禄定为永额的意义不小，它宣告了明朝灭亡前宗禄改革的总体终结。本文的任务在于详细勾稽万历十八年和天启五年明朝两次将宗禄定为永额的经过，并探讨其原因和意义。

一、《宗藩条例》实施后宗禄确实大幅削减

自明初以来，应对宗禄增长的举措不断出台，只是未能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故而到了嘉靖年间明朝不得不下决心解决宗禄日增的问题。《明世宗实录》卷五百四十三，嘉靖四十四年二月庚辰条记：“礼部集廷臣奏上议处王府事宜六十七条，诏为书颁行，赐名《宗藩条例》。”《明史》卷一百九十三《李春芳传》记：“代讷为礼部尚书。时宗室蕃衍，岁禄苦不继。春芳考故事，为书上之。诸吉凶大礼及岁时给赐，皆严为之制。帝嘉之，赐名《宗藩条例》。”《国朝献征录》卷十六《太师李文定公春芳传》也载：“时天潢日衍，廩禄不继。公以便宜处议，为书上之。有诏允行，赐名《宗藩条例》，自是流靡稍节，元元乃苏。”《宗藩条例》的颁布，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宗藩禄粮总量的恶性增长，同时解决其他宗藩问题。

正是因为在禄粮、折色、袭爵和限婚等方面都很严格，所以在《宗藩条例》实施及其修订版《宗藩要例》的施行过程中，明代宗室群体中的“贫宗”现象，似乎前所未有的突出。除却亲王和郡王，其他宗室群体多陷于困顿。如：万历二年三月壬寅，礼科给事中石应岳题奏：“宗支日烦，禄米无措，郡王而上犹得厚给，将军中尉多不能自存。已封者若此，不得封者可知矣。”万历十三年十二月庚午，广灵、潞城、昌化、博野、襄垣、和州、枣强、饶阳、乐昌、溧阳、富川11个王府的55位“名粮宗室”，共同题奏：“《宗藩条例》中最苦另题名粮一款，其例日给银三分或四分，俯仰不赡，虽生犹死”。明神宗批示：“宗人贫困可悯，各该应得庶粮抚按官其从宜措给，无致失所”。到了万历中期，明朝甚至把宗藩群体纳入灾荒赈济。万历十五年正月壬辰之前，怀仁王府某奉国将军曾上诉“各宗贫窘可悯状”。由于当时陕西、河南、山西、山东四地发生了农业歉收“岁大凶”的情况，明神宗命“发帑金赈宗室”。到了万历十五年四月丙戌，户部命山东巡抚李戴赈济山东各王府中的贫宗，除“其禄产优厚者不得一概滥给”，其他“每人给银一十二两”。

甚至还有亲郡王要求讨要或恢复之前“自愿”减少的宗禄部分。万历六年四月壬寅，益王之孙朱翊鈏奏：“臣祖益王受封之初禄米一万石，因奉例免二千石。今臣祖薨逝，禄米截日住支。但宫眷人口众多，别无庄田可资。查照德、韩二府事例，请给养赡米五百石”，明神宗命“遵会典支给，今后不得增损，有紊典制”。万历三十三年四月甲子，蜀王朱宣圻“以赡养不敷，求复原辞禄米一千石”。明神宗“特许之，仍不为例”。这两件事可以说明，连亲郡王都感到财力不时吃紧，更何况那些低等级的宗室呢。

二、《宗藩条例》实施后宗禄增长问题未根本解决

自嘉靖四十四年批准实施《宗藩条例》后，明朝的宗藩改革并未结束，还不断有针对宗禄、宗学、封爵等问题提出建议的举动。

先看隆庆年间，如：隆庆三年五月辛酉，礼部仪制司郎中戚元佐上疏建议限封爵、议继嗣、议冒费、议擅婚等事。隆庆五年六月丁未，礼部覆河南抚按官栗永禄、杨家相、礼科都给事中张国彦等奏：“臣等反覆思之，为今长计，惟有限服制以杀其禄给，听自便以开其生路，严法制以禁其为非而已”。隆庆六年正月庚午，巡抚广西兵部右侍郎殷正茂以靖江王府多事，上议宗藩急务：“请宽名封之典，请酌递减之制，复明参之仪，笃亲睦之情，明房长之义，饬宗学之规，伸拘禁之法，开举首之条”。对于这些建议，明穆宗多下部议处，常加采纳。

再看万历初年。万历二年三月壬寅，礼科给事中石应岳题：“臣请以不系赐名授爵者，尽弛诸禁，听其士、农、工、商从便为之，其有文学才能者一体应举入仕，准王亲事例，不许任京官、握兵权”。万历二年五月乙未，礼科给事中石应岳又建议：“凡不系赐名受封者，尽弛诸禁，听其自为生计。士农工商，从便为之”，并“许未封诸宗，有文学才能者，与凡民俊秀一体应举入仕，以王亲事例例之，但不许任京官”。万历四年五月壬寅，河南抚按孟重等条上宗学事宜十二事。万历五年二月癸酉，明神宗令“各藩宗庶止许奏请名粮，其男女婚资不得概请，著为令”。万历五年七月己亥，礼科都给事中林景阳言：“《宗藩条例》一书，定自世宗，续次损益，不无异同”，故“宜勑下礼部详议，奏请着为令典”。万历六年三月壬子，刑部主事管志道上言：“处宗室之繁。今之亲王所谓百世不迁之大宗，今之郡王将军所谓五世则迁之小宗也。亲王世世袭封无疑矣，郡王而下当从迭降之。议自奉国中尉而下当开四民之例，在宗人秩内者王府统之，与之入宗学而不与之开城禁；在庶人数内者有司治之，与之开城禁而不与之入宗学，盖虚应世袭之名而无实俸，何如迭降而得全支之为乐也，虚列宗人之数而不聊生，何如编氓而容入仕之为快也。此宗列之所未及而今之所当亟图者。”对这些奏议，明神宗也如其父一般热心，时加采纳。

以上继续改革宗藩的建议中被采纳部分，多被写入后来的《宗藩要例》一书。万历七年二月乙酉，大学士张居正等在题奏重修大明会典时，言：“宗藩一事，条例最繁，前后参差不一，至嘉靖四十四年始定为《宗藩条例》一书。比时礼官亦自以稽考累朝典制，斟酌损益，既殚厥心矣。然以臣等愚见，揆诸事理，尚多有未当者”。明神宗命“礼部看议来说”。万历七年十二月甲午，礼部题：“先该大学士张居正等题称宗藩未妥事件乞敕本部将条例再加斟酌，并累朝见行事例系关宗藩者悉行裒集，分类编录，仍会多官议拟题请，着为宪令，开送纂入会典。已经奉旨钦依，待具有次第，题请会官集议。臣等礼部会同宗人、六部、都察院各堂上官，通政司、大理寺各掌印官及该科官、驸马都尉许从诚等，将大学士张居正等所题宗藩条例未妥一十二事，并推广未尽事宜及见行事例、条例，所未备者通行款开，详加酌议。惟求情法适中，科条画一，足以昭示久远，为经常不易之规。谨逐一开列前件具题上，恭候圣明裁定。臣等礼部并将旧行条例删去烦文，止存节要，会为一书进呈御览，刊刻成帙，颁布各王府永永遵承。以后一应请乞，但有不遵定例、妄援渎扰者，所奏事情径自立案不行，仍听本部及该科参奏”。明神宗命“依拟刊布纂入会典”。万历十年二月甲寅，礼科左给事中史继宸条议宗藩未尽事宜。万历十年三月甲戌，修《宗藩要例》书成，大体以《宗藩条例》为蓝本，明神宗特为之命名。当时，《宗藩要例》一书虽然修成，但似乎还未施行。直到万历十四年十二月甲申，礼部才正式进献《宗藩要例》。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江陵柄政》记：“（万历六年）十二月，命纂《宗藩要例》书，颁示诸王。先是，世宗朝公族繁盛，国用困竭，以故颇知损益。至是，居正等念诸藩裁削，非天子亲亲意，乃略举事例未当者十一条，请敕礼官集议，著为令。诸藩于是感激亲上，而厚薄亲疏有体矣。”万历六年十二月开始纂修的《宗藩要例》，大体继承了《宗藩条例》的内容，对《宗藩条例》中限制太严的条款，总体上进行了稍宽松的修改。虽然张居正此举并未根本解决宗禄问题，但《宗藩要例》在此后不断修订，实际上增加了很多新的重要内容，尤其是万历十八年、天启五年各布政司宗禄先后全部定为定额，具有根本解决明朝宗禄问题的意义。大体脱胎于《宗藩条例》的《宗藩要例》，在不断修订中，似乎一直沿用到明亡。

三、《宗藩条例》实施后宗禄拖欠问题依然严峻

尽管先有嘉靖四十四年的《宗藩条例》的颁布，后又有万历六年十二月明神宗命纂《宗藩要例》，但直到万历十八年前宗禄拖欠问题一直未得到好的解决，尤其以山西、陕西和河南三布政司藩府最为严重。隆庆三年六月丙子，河南巡抚都御史李邦珍奏：“本省宗藩繁衍，积负禄粮至六十余万，请将南陵王所遗赀产一半免其解京，即留补本府宗仪禄米”。明穆宗“诏可”。万历三年四月癸酉，巡抚河南右佥都御史孟重奏：“周、赵等府郡王宗仪，岁用本折积欠共六十七万四千六百余两。”明神宗命“该部知道”。万历三年七月壬子，大同抚按郑雒等疏言：“本镇王府禄粮，岁派山西、大同并河东运司，共一十八万六百余两。自隆庆三年至万历三年止，拖欠应支禄粮二十季，该银八十余万两。今年荒，朱贵各宗枵腹，乞严行拖欠地方，将现在银两那解以济急用。又言逋负数多因派于各府州县，名为存留，遂至延缓，不行催征，乞照京边未完事例一体查参”。明神宗“从之”。万历十年十二月辛卯，山西怀仁王府奉国将军朱聪涽等越关来京，奏称：“自嘉靖四十年起至万历十年止共二十一年，应得禄粮分毫未给，乞将河东运司余盐或有司无碍官银，转行布政司查补”。部覆：“宗室越关禁例森严，应革爵降为庶人，幽之闲宅”。明神宗命“以宗禄拖欠年久，着司府官多方催处，每年量给一、二季，以资养赡，聪等免发闲宅”。万历十一年闰二月己未，周府岁禄不给，河南抚臣疏请留解部济边银九万。大学士张四维等持不可，明神宗“命该部酌议经久之法”。

正是万历十一年闰二月的周府岁禄不给问题，触发了万历十八年河南、山西、陕西三布政司宗禄定为永额的根本解决。万历十一年三月庚寅，礼部上言：“皇上以河南抚臣疏陈宗禄不敷恤宗通变事宜，着五府、九卿、科道官从长会议。据诸臣之疏不过曰限封爵之制、开四民之业、弛出入之禁，乃或称便，或称不便。发言者盈庭，而当事者辄付之寝阁。盖祖训之不可重违，而主权之难于擅拟也。宗地有肥瘠，宗额有多寡，而禄粮之饶乏遂相径庭。若不与各宗从容商度，谕以朝廷不得已之意，一旦下尺一诏，亟令自裁，恐情激于骇闻，嫌生于暴削，臣等安所逃其变乱之罪乎”？明神宗命“差给事中一员前去河南、山东等处宗禄不敷府分，行令长史司启王集通达有识宗正、郡王等条议，汇送抚按官与该科从长参酌，务求便宜可行的，作速会奏，以凭廷议”。

然而自万历十一年三月明神宗派出给事中万象春后，河南、山西、陕西三布政司宗禄定为永额的实施却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此事又拖延了数年之久。在此期间，宗禄拖欠问题依然可见。万历十一年十一月戊子，怀仁王府奉国将军等六人，年皆六十余，诣阙称：“自嘉靖四十年春至万历十年冬，计二十一年八十四季，禄米无领，饥寒迫身，救死无策，良繇有司不加轸恤，视宗室为得已之人，禄粮为不急之务，是以臣等应得之物竟为吏胥温饱之资”。明神宗“以其情词迫切，与原无名封例不当请者不同，命所司速议补给”。万历十一年十一月辛卯，钦差给事中万象春会同陕西抚按李汶等言：“秦、肃、庆三府岁派禄无缺额，惟韩府坐派，府属连岁荒歉，积欠数多，乞量留工部事例银二年，抵补其各王府递年积久折禄、折钞等银。既难措处，准与除豁，以绝觊觎”。明神宗“从之”。万历十三年正月癸未，石城王府奉国将军朱拱栯以有罪被“降为庶人，闲宅禁住”，而奉国将军等人被革禄米三之一，辅国中尉等人停禄米半年。此事的起因就在于该地的宗禄拖欠。之前江西乐安等八府宗室万历十二年分的常禄，例当于万历十一年税内征给，而万历十二年奉诏减三征七，故布政使周之屏“不能应，冬季逾期”，故宗室朱拱栯等聚集钟陵、淄川等府宗室朱拱椯、朱多炓等人逼辱南昌知府胥遇，并“噪嘑而前，投瓦石及舆”于江西巡抚马文炜。因此得罪，而被明神宗重罚。万历十四年六月甲子，礼部覆河南巡抚衷贞吉题：“赈济贫宗以救其颠连之苦，安其恣肆之心，其有各宗应得禄粮，行令该司比常早行放给”。明神宗“从之”。万历十五年七月癸巳，户部题韩王朱朗锜奏：“各宗应得本色禄粮自万历十年起至十五年止，共欠银二十九万余两，折色自万历元年至今止得二年。相应咨查果与奏符，行原派西安、平凉、凤翔、汉中、庆阳、临洮、巩昌七府属州县速为催解，及查司府库贮有何堪动银两，酌量题请补给”。明神宗“报可”。万历十五年冬十月癸未，户部覆大同督抚郑雒等言山西、河南节年拖欠本镇军饷禄粮，明神宗命“该巡抚官照数征解接济”。万历十六年正月丁酉，户部题覆陕西巡抚王璇查过“韩府禄粮自十一年起至十三年止，拖欠至七万七千五百八十五两有奇，准将司库正项禄银并柴马夏粮、凤翔贮库籴本等项抵补”。明神宗“从之”。万历十八年四月辛巳，明神宗诏“以山东布政司库贮衡府奏辞任支银两给发七千九百九十余两，量补本府历年欠禄”，因为当时“衡府新封匮乏甚于诸藩，至是王以为请故也”。

可见，宗禄拖欠的严峻形势，应该与在此期间明神宗加速将河南、山西、陕西三布政司的宗禄定为永额有重要的关系。

四、万历十八年河南、山西、陕西三布政司宗禄定为永额

万历十一年四月庚申，明神宗“差礼科都给事中万象春往河南、晋、陕等处议处宗藩事宜，给敕书关防”。万历十一年五月辛丑，周王朱在铤奏：“定限封爵大不利于宗姓，其弛禁开科等情有干祖宗宪制，似难轻议。本省各项钱粮每岁数十余万，有司若肯留心催征，宗禄尚有余裕，乞要姑从旧制”。明神宗命“周王所奏，着差去科臣会同抚按官一并酌议具奏”。可见，周王并不热心，不肯任怨。万历十一年八月甲寅，万象春往河南等处启亲王，集宗正、郡王与抚按酌议宗禄，随后与抚臣杨一魁、按臣姜璧题：“该省各王府禄银共该二十六万八千四百余两，及查该省存留钱粮共该四十四万七千三百余两，不专备宗禄支用。而凡官吏师生之俸粮、各卫军士之补支以及孤老之月粮皆取给焉，岁计可十三万有奇，而抛荒地亩有派无征者又不下一十余万。即使其余悉数完征，尚不足以备宗禄之用。而矧为有司者每以查参不及，怠于催征，年复一年积逋愈甚。此前巡抚褚鈇所以有奏留解部银两之请也，立法查参，委不容已。合将各项禄银责成守道，行令各府、州、县照依起运京边钱粮事例查参。其每年布政司放给禄粮须尽存留征完银两尽数支给，有不足则取杂派工价、商税及新增地亩等银凑给之，不足则于解部赃罚、历日等项银两量留给之。目前通融处补，计无出于此者。至于限爵、开科，干系禁制，尚容酌议上请”。明神宗“下所司知之”。

然而，万象春在河南的活动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在会议之日，周府郡王新会王指责万象春“是齐、黄复出”，并“聚宗室千余人，盟府门，出飞章”，中伤并群殴被怀疑支持宗禄改革的周府宗正，且“群上书抗诏”。明神宗以“凶险贪暴，挟众抗旨”，将新会王“坐废，幽高墙”。会议之日，参与丛殴周府宗正至“裂其衣冠”的还有将军、中尉睦采等多人，明神宗命“革睦檥、睦采、睦檄禄米一半”，并革朱朝樘等四人禄米三分之一，而“睦檄所犯不止嗾欧睦㮮，依抚按开列罪状，诏革为庶人发住高墙”。经过如此重罚，才平息了反对者。

万历十一年十一月辛卯，万象春会同陕西抚按李汶等言：“秦、肃、庆三府岁派禄无缺额，惟韩府坐派，府属连岁荒歉，积欠数多，乞量留工部事例银二年，抵补其各王府递年积久折禄、折钞等银。既难措处，准与除豁，以绝觊觎”。明神宗“从之”。万历十一年十二月乙卯，万象春又题：“臣奉敕前往河南、山西、陕西，会同各抚按官，行令各王府长史等官，启王集宗正、郡王等条议，随该秦、晋、代、沈诸王府所呈，大约愿将见在额派之禄通融均用，日后子孙不拘多寡，均此取给。则朝廷无减削之名，而各宗得分愿之正，自今以至万年可也”。礼部覆：“科臣所称诚为当今便计，但各宗条议止于河南、山西、陕西三省，其山东、湖广、江西、广西、四川五省尚未议到，宜另行催五省抚按官，俟奏到之日另行题请，大集廷臣会议，请自宸断”。明神宗“然之”。

《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一十《题为酌议宗藩事宜疏》所载更详，万象春认为将见在额派之禄通融均用此法不但可以解决当时遇到的宗禄拖欠问题，“尽其所有彼此均用，即不能四季全给，亦岂无一季、二季之支”，而且还有三大好处：一是“若立为定制，永不加增，则自兹以往，岁费可大省。而朝廷之上，得以其余财备京边缓急之用”；二是“欲加禄，则必加赋，此必然之势。顾民力竭矣，其何以堪。

今若此，可永无加赋之事，而小民获相安惟正之供”；三是“脱复有如前花生、传生等项，则增一人即冒一人之禄，增一人之禄即减额内一人之数，各宗有不群起而攻之者乎？故此法一行，匪特可以节财禄，亦可以清潢派”。此建议的提出多被当时宗禄严重拖欠地方的宗室和官员所支持，“但此议出于一府，或以为一人之见。而通于各藩，则已合众虑之同。出于额禄有余之府，或以为自便之私图；而出于额禄不敷之府，则可见人情之公愿。又况地方各官，上自司道，下及有司，无不同辞以为可行”。

然而万象春上报的建议，却迟迟未行廷议。直到万历十四年六月辛未，礼部题：“山阴王俊栅奏昔年我皇上轸念宗困，差给事中万象春按行三省议处宗藩事宜，凡一十六款。中有可行者十款，未善者六款。所谓十款可行者乃议额禄、议催征、议余禄、议封爵、议城禁、议刑责、议选婚、议庶宗、议另城、议王官，其间议论详切，诚可以革夙弊，便宗藩。但限封爵一款，宗室之子皆得受封，但限其禄数。郡王除长子外，给五子之禄，将军四子，中尉庶人三子，此固均禄之良法。臣今再乞天恩于所拟之外，合量添一子之禄，中尉、庶人禄薄合与将军同例。其六款未善者乃议开业、议奏请、议报生、议报孕、议宗学、议仪宾。臣再有所奏之事四条，一补偏费、二怀幼、三协法理、四恤庶宗。”部覆：“宗藩日盛，禄粮岁增，迩来有司供给艰难，司农每每告匮。先经言官建议，均禄、限封诸条，欲因时变通，以为经久之计。已经题奏行各抚按及各该亲郡王条议，到日大集廷臣会议。但均禄一事，各宗条奏不一。其多寡剂量俱载户部职掌，宜令清查参酌，上请宸断”。明神宗“是之，各条议未到者，令催儹具奏”。

到了万历十八年六月乙酉，秦王奏到后，明神宗命礼部参酌具覆。其议封爵一欵，礼部摘请：“况既欲行额禄之法，将来额数已满，必至不足。若不先为裁省，恐非善后之方，则二法有不可偏废者也。乞皇上断自圣心，勑谕诸王各与该府宗人从长计议。如果宗多禄少，后难措给，必立为定规，犹可安享。候奏到覆议。如一府宗室数满百位以上者，查去始封亲王，五世以外方照郡王服属递减，仍自例后未封者为始。其位属不多府分，及去帝系未远者照旧支给，听从自便。”明神宗命“宗禄事宜尔部既斟酌停当，只着宗多禄少府分照议覆奏行，还写书与各王知之”。礼部当日又奏：“一议额禄。藩禄多少视爵崇卑原有定制，但各府生齿日繁，数溢旧额，难以取盈。议以各府额派禄粮仍增赢余，截作定数。日后子孙除亲郡王全支，将军、中尉扣数量减，多少均分，仍查自亲王五世以外方为扣减”。除此最重要的“议额禄”之外，还辅以“议催征”、“议余禄”、“议开业”、“议城禁”、“议刑责”、“议奏请”、“议请婚”、“议报坐”、“议庶宗”、“议宗学”、“议仪宾”、“议仪宾”等重要条款，明神宗命“如议行，仍附入《要例》”。

至此，在宗禄严重拖欠背景下的河南、山西、陕西三布政司宗禄定为永额建议，在克服重重阻力后，终于实现。

五、天启五年江西等布政司宗禄终于定为永额

河南、山西、陕西三布政司宗禄定为永额看来并非虚言。在万历二十五年七月丁酉日，因为三大殿发生火灾而颁布的宽恤诏书一款中曾言：“一、宗室禄粮。宗室禄粮除宗少禄足地方外，其宗多禄少地方，有司设处无措，躭延欠缺，养赡何资？今后禄粮不足处所，着布政司查照旧题限禄之法，将见在应给禄数，均派概省田地出办，以免设处偏累。永为定额，不复增减，庶使宗禄无缺，民困可舒”。

但其他各布政司的藩王禄粮，还是以嘉靖四十四年《宗藩条例》为基本框架，似乎还在有所增长，只是增速不快。直到万历末年、天启年间，随着明朝财政危机的加剧和持续，将以上三布政司之外的江西、湖广等地宗藩禄粮定为永额，才再次被提上日程。

天启五年五月庚午，礼部覆巡按江西御史田珍按照早在万历四十八年就曾提出的限禄诏令，将江西布政司的宗禄定为万历四十八年银二十万六千的永额，“后日子孙渐伙，止于原额内差等均支”，并“汇刻成帙，每宗各给一册”，以确保“冒者自无所容，而禄亦不滥受”。天启五年十一月壬子，礼部尚书薛三省又奏定天下宗藩限禄之法：“一以江西限禄为准，通计天启四年以前之禄数以为天启五年以后之禄额，就各府见禄多寡自为通融。并勑各抚按酌处长便，以为岁额，不得苟且以支目前”。明熹宗“是之，命行该抚按刊刻成书，以便遵守”。至此，山东、湖广、江西、广西、四川等省的宗禄定为永额，也宣告完成。

天启五年十一月壬子日，明熹宗正式批准宗藩禄粮定为永额，这是继万历十八年之后，宗禄定为永额的第二个年份，也是最彻底的一步。之所以出现推广宗禄定为永额的改革，是当时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明朝出现了持续的军事、财政危机所导致的。综合来看，明王朝两次财政危机是导致宗禄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主要原因。第一次危机指嘉靖中后期的北虏、南倭问题导致的持续军事、财政危机；第二次危机指明朝与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部落，从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持续战败导致的军事、财政危机。

嘉靖末年陕西、山西、河南三布政司早已非常恶化的宗藩禄粮问题，还能够拖到万历十八年时才定为永额。其他布政司的宗禄限制问题，还能拖到约六十年后的天启五年才被提上日程加以解决，不能不说是嘉靖四十四年《宗藩条例》对宗禄大加限制所造成的深远影响。故可以说万历十八年、天启五年是宣告明代后期宗禄改革总体终结的两个关键年份。由今观昔，不得不感叹明朝的宗禄限制改革总是处在被动中，缺乏主动性和预见性，给地方财政造成的巨大负担已经尾大不掉。正是宗禄的浩大导致拖欠，宗禄的拖欠导致宗禄定额根本措施的出台。宗禄定额举措陆续出台后，宗禄的拖欠依然时有发生。因为明朝宗禄的总额实在太过庞大，加以农业灾荒、地方拖欠等原因的制约。但明朝毕竟在明亡前已经根本控制了各地宗禄的继续增长势头，在宗禄时常拖欠的背景下，宗禄定为永额之举，确实也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明朝宗藩的生存危机。

文献来源：《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130－136页。文中注释、参考文献从略。

作者简介：陈旭，男，1983年生，四川省富顺县人，目前为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明代政治史、播州土司史，系中国明史学会会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研究分会会员。本科毕业于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毕业于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师从张明富教授），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师从南炳文教授）。日常主讲《中国古代史》《明清史专题研究》《王阳明心学》等课程。主持并完成省部级课题1项、教育厅课题1项、校级课题2项。出版专著2部《玄黄争胜：明朝嘉靖大礼议之争探源》《明代瘟疫与明代社会》，参编专著1部《播州土司史》。发表CSSCI核心期刊论文8篇、北大核心期刊论文3篇、普刊论文20余篇。获得贵州省第十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第四届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贵州省第二届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术创新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