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公元604～618年在位14年，隋文帝杨坚次子。早在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杨广便被册立为晋王，成为皇室中极具分量的一员。隋朝初年，他在平定陈朝、抵御突厥的战争中屡立战功，凭借战场上的表现逐渐崭露头角，同时也开始在朝堂与士人之间广泛结交人才，为日后的政治博弈积蓄力量。 太子杨勇被废这一事件，成为隋朝宫廷权力转折的重要节点。隋文帝与独孤皇后一贯提倡节俭，而太子杨勇生活奢侈腐化，这与皇室的价值取向形成强烈反差。相比之下，杨广刻意展现出节俭克制的生活方式，逐渐赢得了父母的好感与信任。在权力竞争的暗流中，杨广又联合重臣杨素，多次在隋文帝与独孤皇后面前进谗中伤杨勇，使得太子地位迅速动摇，最终被废黜。

公元600年，杨广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登上储君之位。杨素在灭陈之后进爵为越国公，担任内史令；待杨广即位后，又被拜为司徒，改封楚国公，权势显赫。隋文帝杨坚晚年性格多疑苛刻，极易听信谗言，甚至滥杀大臣，国家法制也在这种高压与混乱中逐渐遭到破坏，朝廷气氛愈发紧张压抑。 公元604年，据传隋文帝病重之际，杨广暗中谋害父亲，并假借皇帝诏令诛杀杨勇，随后顺利登基称帝。这一权力交替充满疑云与血腥色彩，也为其后统治埋下深重隐患。杨广在位期间，改州为郡，又恢复古制调整度量衡，同时频繁发动对外战争，国家机器在高强度运转下迅速消耗。

隋炀帝即位之初，曾展现出较强的政治抱负与治理雄心。他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积极搜集整理文化典籍，设馆收藏，恢复学校教育，继续完善并推行科举制度；同时减轻赋税，免除妇女与奴婢的负担，意在调整社会结构。他继续开凿大运河，推动南北经济交流与融合，废除连坐之法，修订新律，在一定程度上试图重塑法制秩序。此外，他还积极拓展疆域，巩固统一局面，并设置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四方馆，加强对外交流往来。 公元605年，即位第二年，隋炀帝开始大规模营建东都洛阳，同时全面开凿大运河，并修建驰道、修复长城。这些工程气势恢宏，展现出帝国的雄心与力量，但也因过度动用民力、挥霍国力而引发巨大争议。当巍峨壮丽的新都逐渐拔地而起之时，广大的百姓却在饥寒交迫中挣扎求生，形成极为刺眼的现实对比。到公元609年，帝国表面达到鼎盛，但内部矛盾已悄然积累。

在隋炀帝在位的14年间，全国范围内征发民夫约达一千万之众，死者不计其数。他几乎年年巡游各地，所到之处极尽奢华排场，然而这种奢靡的巡幸对地方百姓而言却是沉重灾难，民力被不断透支，社会怨气日益积累。 无止境的徭役与沉重的压迫，使民生凋敝、怨声四起。在隋炀帝计划征伐高句丽并频繁调动全国资源的过程中，已经濒临绝境的农民终于举起了反抗的大旗，社会秩序开始动摇。

公元612年，隋炀帝正式对高句丽发动战争，几乎动员全国力量参与远征。这场战争规模空前，但后勤与民力负担极其沉重，大规模征发再次给百姓带来深重灾难。三次征伐高句丽的失败与消耗，使隋朝国力被迅速拖入崩溃边缘，帝国的裂缝不断扩大。 614～616年间，农民起义迅速在全国蔓延，参与人数多达数百万。原本分散的反抗力量逐渐整合，形成三支主要起义军：以窦建德为首的河北起义军，以翟让、李密为核心的瓦岗军，以及以杜伏威为代表的江淮起义军。这些力量彼此呼应，使得隋王朝的统治根基不断瓦解。

公元616年，隋炀帝一方面忙于镇压各地起义军，另一方面无视大臣劝谏，仍执意进行第三次巡游。与此同时，一些对中央政权早已不满的贵族、地主与官僚也纷纷起兵反隋，割据一方，中原陷入全面动荡。隋炀帝此时已不敢北归，只得在江都修建宫殿，试图以江南为依托维系统治，但随行将士多为关中人，思乡情切，大量逃亡，军心迅速涣散。 公元618年4月，在农民起义席卷全国的浪潮之下，隋朝大将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兵变，隋炀帝被杀。自此，统治中国38年的隋王朝宣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