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千禧年时期欧洲的真实图景。 在那个年代，大多数人的生活都谈不上幸福，甚至可以说是沉重而压抑的。正因如此，人们反而对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预言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欢迎情绪。他们纷纷涌向修道院，仿佛只有在那里，才能在末日审判降临之时被上帝看见自己一颗虔诚的心，仿佛那是通往救赎的唯一通道。

在更早一些的不知何年何月，日耳曼部落离开了他们在亚洲的故土，向西长途迁徙，最终抵达欧洲大地。凭借压倒性的人数优势，他们强行进入罗马帝国的疆域。这一冲击直接摧毁了伟大的西方帝国。然而，帝国的东方部分由于远离迁徙洪流的主路径，侥幸保存下来，在风雨飘摇中苟延残喘，勉强延续着古罗马昔日的荣光与余辉。 在随后的混乱岁月里（也就是历史上真正被称为黑暗时代的公元六世纪和七世纪），日耳曼部落逐渐被基督教信仰所吸纳，并承认罗马主教的权威，将其奉为教皇，视作世界精神上的最高领袖。

进入九世纪后，查理曼大帝凭借卓越的组织才能，使曾经破碎的罗马帝国在形式上得以复兴，并将西欧大部分地区重新统一在一个庞大的政治体系之中。然而到了十世纪，这个帝国再次分崩离析。西部逐渐演变为独立的法兰西王国；东部则成为所谓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一个松散的诸侯联合体，其统治者却仍以凯撒与奥古斯都的继承者自居，维系着象征性的帝国荣光。 然而现实却极为尴尬。法兰西国王的权力往往连王宫护城河之外都难以真正延伸；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频繁遭到各个强大诸侯的公然轻慢与挑战，只要对自身利益有利，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如此行事。

仿佛苦难还不够深重，整个西欧在地理上还长期处于三面受压的危险格局之中。 南方，是骁勇善战的伊斯兰势力；西海岸，则不断遭受北欧海盗的劫掠与袭扰；而东部边境（除了一小段被喀尔巴阡山脉勉强守护的天然屏障外几乎无险可守），则反复遭到匈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以及鞑靼人等多股力量的冲击与践踏。

罗马时代的和平早已成为遥远的记忆，那种被后人称作美好往日的安宁，不过是一场再也无法回归的梦境。 现实变得简单而残酷：要么战斗，要么死亡。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人们几乎别无选择，只能拿起武器。欧洲逐渐演变成一个巨大的军营，对强有力的领导产生了迫切需求。然而国王与皇帝却远在权力中心之外，无力直接控制局势。于是，边境地区的居民——事实上在公元1000年前后，大多数地区都可被视作边境——只能依靠自我组织来求生。他们愿意服从国王派驻地方的代理人，只要这些人能够保护他们免受外敌侵袭。

很快，中欧地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一个个小公国。每一个公国通常由公爵、伯爵、男爵或主教统治，视具体情况而定，并被组织成具有军事功能的基本单元。这些统治者向国王宣誓效忠，而国王则以封地作为回报——这便是封建一词的来源——以换取忠诚与一定的赋税。然而在那个交通极其落后、信息传递极为缓慢的时代，中央政权的控制力被严重削弱。各地的领主实际上在自己的领地内，行使着几乎等同于国王的权力。 但如果你以为当时的人们会对这种制度心生不满，那就错了。恰恰相反，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接受并依赖封建制度，因为它在当时是一种切实可行、甚至不可或缺的生存结构。

领主们通常居住在厚重的石砌城堡中，这些城堡或矗立于陡峭岩石之上，或夹峙于深谷之间，但始终处于领民的可见范围之内。一旦危机降临，百姓便会迅速涌入城堡，在高耸的城墙之后寻求庇护。这也正是人们倾向于聚居在城堡周围的原因，同时也解释了为何许多欧洲城市最初都是围绕封建堡垒逐步发展起来的。 而中世纪早期的骑士，远不只是单纯的职业军人。他更像是那个时代社会机器中的多面角色，是一种近乎公共服务者的存在。

他既是所在地区的法官，也是警长，负责维持秩序，惩治强盗，保护往来商旅——那些在十一世纪艰难维持生计的商人。他还负责维护堤坝，防止洪水吞没村庄，这种职责甚至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尼罗河流域早期贵族的治理方式。他鼓励流动的游吟诗人传唱古代英雄的史诗，讲述大迁徙时代的战争与荣耀。此外，他还肩负着保护教堂与修道院的责任。尽管他们大多不识字，在当时甚至被视为不够男子气概的表现，但他们仍会雇佣教士来为自己记录账目，登记领地内的婚姻、出生与死亡。 到了十五世纪，王权再次崛起，国王重新获得足够力量，开始真正行使那些被认为源自上帝恩膏的权力。封建骑士因此逐渐失去了昔日的独立性，被降格为普通乡绅，慢慢退出历史舞台，成为一种过时甚至累赘的存在。然而如果没有黑暗时代的封建制度，欧洲文明或许早已走向崩溃。诚然，坏骑士始终存在，就像任何时代都有恶人一样，但总体而言，十二、十三世纪那些粗犷却务实的贵族，实际上是勤勉的治理者，为社会的运转与进步提供了重要支撑。

在那个时代，曾经照亮埃及、希腊与罗马世界的学术与艺术之火已经极为微弱，几近熄灭。如果没有骑士与修士这些支柱，文明很可能彻底断裂，人类或许不得不从接近原始穴居的状态重新开始，再次艰难地爬回历史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