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骏是宋文帝的第三个儿子，他的出身本就带着一种微妙的冷清——母亲并不受宠，他本人也未曾在宫廷的目光中心被过多停留。刘宋政权为了压制地方士族门阀，一直采取一种颇具政治算计的策略：派遣皇室成员出镇地方，以宗室之名稳固地方权力结构。于是年纪尚轻的刘骏，很早便离开宫廷，被派往外地镇守，在风雨未定的边地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然而，这个看似被边缘化的皇子，却并未沉沦于冷落之中。相反，他展现出了颇有父祖遗风的能力与气魄：北上抗击北魏，南下平定蛮族叛乱，都留下了可观的战绩；在治理地方时，他又重视农桑、水利，推行兴修工程，使民生逐渐恢复。可以说，在藩王之中，他是少见兼具军政才能的人物。 但宫廷的局势，从来不会因一个人的能力而变得稳定。太子刘劭因巫蛊之事败露，竟直接起兵弑父，杀害宋文帝后自立为帝。这一突如其来的政变，将整个王朝瞬间推入血色混乱之中。当消息传到前线时，刘骏正在率军征讨蛮族，他几乎没有犹豫，立刻召回各路兵马，以弑父篡位、天下大逆为名发布檄文，号召天下讨伐叛逆。 这一举动迅速引发各地响应。刘劭虽在短时间内登上帝位，并大肆封赏以收买人心，但局势却急转直下。原因很简单——一个连父亲都敢杀的人，在政治信任体系中几乎没有任何立足空间。人心惶惶，离心离德，曾经的拥护迅速瓦解。

刘骏趁势而起，很快攻入建康，诛杀刘劭及其党羽，最终登上皇位，史称宋孝武帝。这场以宗室内斗为核心的政权更替，也以极其迅猛的方式画上句号。 刘骏继位之后，地方局势并未因此平息。驻守荆州的宗室刘义宣旋即起兵称帝，再次将帝国拖入战乱之中。荆州自东晋以来便素有易生变乱之名，这里地势关键，顺江而下即可直抵都城建康，犹如悬在朝廷头顶的一把利刃；同时又物产丰饶、兵源充足，一旦失控，便足以动摇国本。 正因如此，刘宋建立之初，皇帝通常会派宗室亲王镇守荆州，以血缘维系忠诚。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王朝内部代际更替，所谓宗室亲情逐渐稀薄，很多所谓亲戚，一生甚至未曾见面，其信任程度反而不如外人可靠。刘骏在平定刘义宣之乱后，便彻底改变策略，不再派宗室镇守荆州，这也成为他政治调整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治国层面，刘骏延续并强化了父祖时期的制度，同时推行一系列改革，使南朝的皇权进一步集中，王朝运行逐渐从宗室分权向皇权统摄转型。他在制度与军事上的确具备一定能力，使国家在短时间内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状态。

然而，权力与欲望之间的界线，却在他身上逐渐模糊。随着权力稳固，他在道德层面却不断突破历代帝王的底线。早年随母亲路惠男一同赴任地方时，母子相依为命，本应是一段艰难却温情的流亡式生活，却在史书中被记载为母子关系的严重失序，成为后世反复争议的污点。 除此之外，他还将多名堂妹纳入宫中为妃，引发宗室震动，甚至逼得其叔父起兵反叛。刘骏则以强硬手段迅速镇压，不仅平定叛乱，还将叔父全家诛杀殆尽，血腥程度令人侧目。 到了晚年，宋孝武帝逐渐从早年的励精图治走向沉溺享乐。曾经的果决与英武，被奢侈与放纵逐渐吞噬。他大兴土木，扩建宫殿，使宫廷日益宏丽却空耗国力；沉迷酒色，不问政务，帝国的运行逐渐失去早年的紧张与效率。 更令人侧目的，是他对财富的贪婪。他甚至将外地入京的刺史召来宫中赌博，以皇帝之尊与地方官对赌。这样的场面本就极不对等，刺史们自然无人敢赢，只能一次次输尽钱财方可离京。

在这种荒废与放纵中，刘骏年仅三十五岁便去世，皇位传于其子刘子业，即宋前废帝。 刘子业的能力远不及其父，但在荒唐与失德的程度上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首先在孝道上极为冷漠，父亲去世时，他在丧礼上毫无哀容，甚至刻意敷衍，引得满朝文武侧目。太后病重临终之际，思念儿子，派人召见，他竟以病房有鬼为由拒绝前往，冷酷至极。太后愤怒至极，甚至一度想剖腹自证为何会生出这样的孩子。 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的行为逐渐走向极端与失控。史书所载，他与亲姐姐山阴公主关系暧昧，又将姑母新蔡公主召入宫中，改名谢妃，纳入后宫体系之中，严重突破伦理界限。 到了后期，他的行为愈发残暴与变态。他将宗室女性与嫔妃、公主集中在宫中，命其脱衣受辱，甚至纵容亲信侍臣肆意凌辱，若有人反抗便当场处死。整个宫廷笼罩在恐惧之中。

与此同时，为巩固皇权，他以杀戮立威，大肆诛杀大臣与宗室，还将叔叔们羞辱性地称为猪王驴王，囚禁于宫中，如同圈养牲畜一般，随时可以处置。 更荒诞的是，他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也极不严肃，竟将廷尉的妾生子立为皇子，并借此大赦天下，使国家法度沦为个人意志的工具。 如此种种，最终激起宗室与百官的强烈不满。以刘彧为首的宗室力量联合其近臣，发动政变，将年仅十七岁的刘子业杀死，随即拥立刘彧登基。 然而新政权并未带来真正稳定。刘子业的兄弟们很快不服，认为皇位本应在父系子嗣之间延续，于是刘子勋起兵攻打建康，但最终败于刘彧之手。此后，为了彻底消除隐患，刘彧对刘骏的子嗣采取极端手段，将侄子们尽数诛杀，使宗室血脉在权力斗争中进一步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