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18年，也就是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的汗王宫中郑重其事地发布了那篇后来被称作告天七大恨的著名文告。这份文字本身颇具戏剧性，把重大原则性的政治立场与一些看似琐碎、情绪化的抱怨交织在一起，反倒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混搭感，甚至带着几分近乎可爱的矛盾气质。

整篇文告语言并不艰深，反而质朴直接，却又充满强烈的煽动力。它对于唤起那些长期积压不满、满腹委屈的底层群体的情绪，无疑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努尔哈赤及其麾下勇猛武士在政治动员与治理经验上的实际成熟度究竟处于什么阶段。

尽管如此，这样的政治宣言并没有影响他们在军事行动上的严密与果断。就在文告发布的第二天，努尔哈赤便亲自率军向西推进，第三天便迅速攻占了大明辽东的重要军事据点抚顺。城中总兵员额约三千人的抚顺游击将军李永芳选择投降，此人后来甚至成为努尔哈赤的孙女婿。仅仅一周之后，前来驰援抚顺的广宁总兵率领一万余人赶到战场，却在激烈交锋中全军覆没，仅有十二人生还。史书记载，这一消息传回京城时，举朝震骇，朝堂上下无不震动。

直到这个时候，大明帝国的皇帝万历以及他的文武大臣们，才真正意识到战争已经爆发。而此时帝国最高军事决策机构——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竟然处于无人主事的瘫痪状态。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要追溯到两个月之前，当时代理兵部事务的第一副部长、兵部左侍郎崔景荣多次上疏请求致仕退休。然而皇帝长年深居宫中，几乎不再亲理政务，对此奏请始终置若罔闻，未予任何回应。

于是，这位国防部长在长期得不到回应的情况下，竟自行封存了兵部大印，收拾行装告老还乡，彻底离开岗位。这直接导致兵部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处于无人主持的真空状态。直到整整八个月之后，即公元1619年、大明万历四十七年二月，朝廷才勉强将针对努尔哈赤的军事行动筹备完毕，随后爆发了影响深远的萨尔浒之战。

战争的大致进程如下：截至二月中旬，明军在宽甸、辽阳、沈阳、开原、铁岭一带陆续集结，总兵力约八万八千五百九十余人；此外还有朝鲜援军约一万人，以及叶赫部落出兵一万五千人，合计约十一万三千六百余人。再加上各地土司及游兵散勇，整体兵力大约可达十四万人左右。与努尔哈赤约六万兵力相比，表面上看，这无疑是一支压倒性的优势力量。

然而问题在于，这些军队仓促之间分散集结于四个地点，地形极为复杂，相互之间难以呼应支援，资源调度几乎断裂。而万历皇帝与中央政府却完全无视前线真实情况，每日以最高等级的红色信号不断催促出兵。前线统帅被迫无奈，只能命令四路大军分别推进，在宽甸、辽阳、沈阳、开原、铁岭之间约四百里的扇形区域内同步前进，试图完成所谓的分进合击战术目标。

这四路大军中，南路由辽阳总兵率领，目标是北上进攻兴京赫图阿拉的东南侧。这一路兵力约一万人，对外号称四万人，其中还包括约一万名朝鲜军队。

中路由辽东总兵李如柏统帅，从辽阳出发，经清河向东推进，正面攻击赫图阿拉。该路水陆合计兵力约两万五千人，但对外宣称为六万人。甚至在战后努尔哈赤统计战果时，也承认对方约为六万人。

中路左翼则由山海关总兵杜松指挥，集结于沈阳浑河河谷，经抚顺沿苏子河河谷推进，与中路右翼会合后共同攻击赫图阿拉正面。此路兵力约三万人，对外号称八万人。

北路则由开原总兵马林统率，兵力约一万人，另加叶赫部一万五千人，总计约两万五千人，对外同样号称四万人。其任务是集结于开原、铁岭之间的三岔堡一带，从抚顺东北约九十里处进入苏子河流域，自北侧进攻赫图阿拉。各路约定于二月二十一日分别自集结地同时出发。

三月二日，中路左右翼在二道关（又称尚间崖）会合，随后四路大军以炮声为号，齐头并进，向赫图阿拉发起总攻。其初衷甚至带有明显的心理威慑意味，大军对外宣称总兵力高达四十七万，且在信息保密上几乎毫无作为，导致努尔哈赤对明军的行军路线、时间安排以及各部统帅情况几乎了如指掌。

正因如此，东路左翼大军从沈阳出发，经红河谷进入抚顺，再沿苏子河推进时，努尔哈赤已经准确判断出这支号称八万、实则约三万的部队动向。于是他迅速调动全部六万八旗兵力，将首次打击目标锁定在该路明军身上。 三月一日，杜松在大雪纷飞之中饮酒赏雪，甚至醉意酩酊。他趁着酒兴强行渡过冰冷刺骨的河流，导致携带辎重的主力部队被滞留在对岸无法跟进。渡河之后，他将部队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萨尔浒山下扎营，另一部分由他亲自率领，前往佯攻界凡山上的吉林崖。 同一天清晨，努尔哈赤率军自赫图阿拉出发，至下午抵达萨尔浒山东侧与界凡山南侧之间的区域，成功切断杜松两支部队之间的联系，使其无法互相支援。随后他亦分兵行动，一路约四万五千人的六旗兵马进攻萨尔浒山下约两万人的明军大营，另一路骑兵则奔赴吉林崖，对杜松部队实施夹击。 当时雨雪交加，明军火器受潮严重，几乎全部失去作用。在八旗骑兵的猛烈冲击下，明军迅速溃败。入夜时分，山下大营已全军覆没。随后努尔哈赤将主力调集围攻杜松部队，杜松在激战中多处负伤，鏖战整夜，最终阵亡，中路左翼军就此覆灭。 同样在三月一日，北路马林部已抵达尚间崖，他将部队分为三路，呈品字形扎营，各营之间相距约三至四里，互为犄角。当夜侦察报告称杜松正在十五至十六里外的吉林崖苦战，但马林并未选择救援，而是下令固守营地，直至友军全军覆没也未曾出动支援。 次日三月二日，努尔哈赤率胜军抵达尚间崖下，切断马林各营之间联系，使其彼此孤立，逐个击破。与此同时，叶赫部一万五千兵马虽随军行动，却始终未投入战斗，在马林军覆灭后悄然撤离前线返回。 当晚，努尔哈赤整合各路胜军，已获悉南路刘铤部抵达丹东桓仁一带，中路右翼李如柏抵达虎栏附近，遂命将领回守赫图阿拉，以防尚未交战的两路明军。然而此时明军四路统帅并未建立统一指挥体系，最高指挥官仍远在沈阳，导致各军彼此失联，互不知情。杜松、马林已灭，而刘铤与李如柏仍毫无察觉。 三月三日，努尔哈赤命军宰牛杀羊犒劳部队。三月四日中午，八旗军与刘铤部在赫图阿拉外阿布达里山冈激战，战斗持续一昼夜，至三月五日凌晨，刘铤战死，明军全军覆没，随后朝鲜部队目睹惨状后缴械投降。 而李如柏停留于虎栏，既未按炮声信号进军，也未救援友军，亦未攻城，始终按兵不动。对面仅有努尔哈赤少量骑兵防线，却始终未被突破。直到撤军命令下达，他才后撤，而努尔哈赤亦未主动追击，仅在其撤退时象征性追击一次。双方这种近乎诡异的节奏，使整个战局更显复杂难解。 最终，这场被后世称为萨尔浒大会战的战争结束后，明清双方战略态势彻底逆转，努尔哈赤取得了绝对主动权，而大明帝国则进入全面防守的被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