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一些学者的统计与推测，明朝末期的四川人口大约在380多万左右，甚至也有观点认为曾达到600多万之众。然而进入清初顺治十六年，当四川局势逐渐平定之后，整个川地的在册人口竟锐减到仅仅十几万（也有资料认为约五十万）。如此悬殊的数字对比，几乎让人难以相信这是同一片土地上的前后变化。 而在一些清代地方志的零散记载中，还能看到更令人心惊的景象：四川不少地区豺狼虎豹甚至出现在街巷之间，野兽伤人、食人的事件时有发生。这样的描述并非夸张渲染，而是人口急剧减少之后，人类活动范围大幅收缩，荒野重新吞噬城镇，生态秩序逆转后的一种极端现实。曾经人烟稠密的天府之国，竟在短短时间内变得野兽横行，仿佛回到了原始荒野时代。

从明末到顺治十六年，不过十余年时间，为何人口会骤然崩塌？民间最广为流传的解释，是张献忠在四川的大规模杀戮，认为几乎所有人口灭绝都与其有关。不可否认，张献忠确实是这一时期最具破坏性的力量之一，但若将所有责任完全归结于他一人，显然又过于简单。 当时的四川，并非单一势力控制，而是陷入极度混乱的多方割据状态。清军、南明军与张献忠势力在此长期对峙，再加上大量地方武装、山寨势力穿插其中，各方之间反复攻伐，战火几乎从未停歇。战争不断，死亡不断，壮丁被强征入伍，普通百姓则在夹缝中挣扎求生，人口在持续消耗中迅速减少。同时，战乱引发的粮荒与灾荒接踵而至，大量人口因饥饿与疾病死去，使局势进一步恶化。

在地域分布上，南明势力主要盘踞于成都西南的雅安、洪雅一带，以及成都南部的乐山地区；清军则控制川北阆中等地，而主战场往往集中在成都平原。长期拉锯之下，成都平原几乎被打成空地，许多村镇荡然无存。甚至连成都城内（绕城区域）也出现了大量空置房屋，昔日繁华之地断壁残垣，野草丛生，仿佛一座被遗弃的巨大废墟。 张献忠势力的爆发性屠杀大约出现在顺治三年左右，此时其军事形势已经明显恶化，败局渐显，生存空间日益压缩。在这种极端压力下，其行为逐渐走向失控，被一些记载描述为对川西与川中地区的疯狂破坏与屠杀，带有明显的末路反扑色彩。到顺治四年，张献忠在西充县凤凰山一带战败，据传死于乱军之中，有说法称其被豪格一箭射杀。

西充县的凤凰山，在当地传说中至今仍与张献忠紧密相连，被认为是其埋骨之地或墓葬所在。 在四川民间，还广泛流传着八大王剿四川的说法。在西充一带，这一故事几乎家喻户晓。所谓八大王，指的正是张献忠。他早年在陕西定边一带起事，聚集十八寨农民武装，自号八大王，此后逐步发展成一支具有强大破坏力的军队。

顺治十六年，四川战事基本平定，但呈现在清廷面前的，却是一片几乎空空如也的天府之国。大片肥沃土地荒芜无人，城镇破败凋零，经济几近停滞。为了恢复生产、重建财政来源，清廷颁布垦荒令，开始大规模推动外省人口迁入四川，这一历史过程也被后世称为湖广填四川。这里的湖广，实际上指的是当时的湖南、湖北地区，其概念源于元代湖广行省的历史沿袭。 为了吸引人口入川垦荒，清廷不得不推出一系列极具诱惑力的政策。中国传统社会向来讲究安土重迁，若无切实利益，很难让百姓离乡背井。因此朝廷规定，凡迁入四川并开垦土地者，其所垦之地可永久归其所有，这在当时无疑极具吸引力。同时，还允许其子弟入籍参加科举考试，为其提供向上流动的制度通道。在清初户籍制度尚未完善的背景下，大量流民无田无籍，而入川之后不仅能获得土地，还能重新获得社会身份，这种变化极具现实诱惑。

与此同时，对地方官员也设有激励措施：凡成功招募三百人迁入本县者，即可获得升迁与加薪。这使得四川各级官员纷纷主动前往湖南、湖北等地招募移民，形成了一股官方推动的人口迁徙潮。 经过十余年的持续推行，垦荒令确实取得了显著效果。四川人口开始快速回升，一些地方志甚至记载，短短十年间便出现忽为攘攘肩摩地的景象，原本荒凉的土地重新恢复生机，街市之中人流如织，行走之间甚至肩摩接踵，仿佛又回到了繁华年代。 除了官方推动，人口回流还与自然灾害密切相关。康熙年间，湖南、湖北等地多次遭遇水灾、蝗灾与瘟疫，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大量百姓被迫外出逃荒。而相比之下，四川虽经历战乱破坏，但土地广阔、资源丰富，只要能够开垦土地，往往就能维持生计，因此成为不少灾民的重要去处。 在地方县志中，经常能看到类似记载：因灾荒贫困，家中难以为继，携子三人入川谋生之类的描述。这种举家迁徙，在当时并不罕见，甚至成为一种普遍生存选择。

久而久之，四川许多地方出现了极具地域特色的现象：一个村庄与邻近村落往往拥有相同姓氏。这正是早期移民以家族为单位迁入后逐渐繁衍扩展的结果，一个儿子占据一块土地，几代之后便形成村落；子孙分支越多，村落也随之分化扩展。一个家族的迁徙，往往就塑造了一整片地区的人口结构。 类似的情况在民间也有真实传承。我老家便属于这种典型模式，村里与邻村同姓同源，连辈分排行都完全一致。由于保存着族谱，我们清楚祖上来自湖北麻城。甚至有人曾专程前往麻城寻根，最终真的在当地找到了同宗族人，族谱对照之后，辈分序列完全吻合。原来在康熙年间遭遇灾荒时，祖辈难以维持生计，家族决定让三个儿子迁往四川谋生，仅留下最小的儿子守在故土延续香火。 除了自然迁徙与垦荒之外，还有一部分人口流动源于对徭役的逃避。清初为了对抗李定国农民军以及应对吴三桂相关战争，在湖南、湖北等地大量征发劳役，用于运输粮草、修筑工事等，民力负担沉重。一些不堪重负的百姓选择逃离原籍，流向陕西、贵州、四川等地。 在这些去处之中，四川成为较为理想的选择。一方面，这里战后人口稀少，容易获得土地；另一方面，当时户籍管理松散，没有全国统一的身份核查机制，流民进入后往往可以重新登记入籍，重新获得土地与生存资格。地方官府对此也持欢迎态度，因为人口增加意味着税源恢复与地方复苏。在这种现实驱动下，官员甚至形成共识：人口，才是地方最重要的资源。 从今天回望，现代四川人口结构中，确实有相当比例源自湖南、湖北的迁徙后裔，因此四川方言在语音与语调上与荆楚地区存在一定相似性，也就不足为奇。可以推测，明代以前的四川方言与今日差异极大，而更早的巴蜀原住民群体也早已在历史变迁中逐渐融合或消失，他们的文化与血缘结构，与今天的四川人已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