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6月18号，停战正谈着，李承晚为了搅局，派人摸进战俘营，把两万七千多名所谓"右翼"的人民军战俘强行放了。后来换俘的时候，在押的八万多人里又有七千五百多人自愿留下。两拨加起来三万五千上下，就是战后留在韩国的这批人，他们后来过得怎么样呢？

放出来那阵，是有死伤的。两万七千多人里，四十二个在追击中被美军看守打死，六十个受伤，还有八百来人从此没了下落。逃出来的，附近早等着的韩国警察和老百姓一拥而上，往村里、家里藏，一开始一个村匀二三十个，后来加到四十。政府让村民管十天吃喝，又拨了笔救济金。

有个细节我看了好一会儿。

发救济时，政府顺手给他们办了身份证，据说证上那枚蓝印章是倒着盖的，这样街上随便谁都能一眼认出，这是被放出来的战俘。凭这证，他们能免费进澡堂、戏院，免费坐公交，定期领补助。

听着像优待，可你换个角度，一个倒盖的章，等于把"战俘"俩字烙在脸上，走到哪儿都甩不掉。等补助一停，人被生活逼着散到各地自谋生路，下落也就查不到了，档案里干脆记成失踪。

到1954年1月，那七千多自愿留下的也定了。

韩国政府动作很快，成立专门机构，把1月23号定成"右翼青年节"，后改叫"国际自由日"。板门店、浦项这些战俘营搞了隆重欢送，战俘们打扮整齐列队走出来喊万岁，围观的市民里，夹着些急着来找失踪亲人的妇女。

走出营门，下一站是新兵训练营。

官方说法挺体面，说这是"保护性照顾"，怕他们在举目无亲的韩国直接进社会、吃住成问题，得先教怎么当好公民。宣传机器也开足马力，说这些人入伍"完全自愿"，是"抗苏的英雄"。可战俘自己心里清楚，哪有什么选项。

有个叫全基万的回忆得很实在。他说人堆里总有那么几个激进的，带头嚷，咱都去参加国防军吧，这种气氛下，没人敢站出来说我不去，于是就这么集体入了伍。我读到这句，心里咯噔一下。所谓"自愿"，原来是这么个自愿。

韩军这么上心拉他们入伍，倒不全是看重这些人。1954年陆军有三万多服役满期要退伍，征兵又紧张，不好再硬拉壮丁，正缺人。连陆军参谋总长白善烨都亲自到场，许诺挑三百个当过军官的去步兵学校速成三周，挂少尉下部队。

可数字一摆，就露馅了。

到1954年8月的陆军统计，两万七千多被放的人里，真在陆军服役的只剩一万三千来个。另一种说法是被"安排"入伍的有一万九千多。这两个数我对不上，资料本身也打架，给不了你一个准数。能看出来的是，半年多的半监视居住里，八千多人悄悄离开了安置地，入伍后又跑了将近六千。那七千多直接押进军营的，最后真分到连队的只有三千三百多。

跑的跑，散的散。

那为什么跑？我觉得不难理解，一群没家没根、被两边推来推去的人，对哪一方都谈不上贴心，能溜就溜了。也有人不这么看，说他们里头确实有铁了心反共的，留下是真心实意。这两种人大概都有，只是被一顶"自愿"的大帽子，一锅烩了。

留下的那批里，有一拨走上了另一条路。早在巨济岛战俘营，他们就拉帮结派跟左翼战俘对着干，进军营又攒出组织，1956年在李承晚撑腰下挂牌成了"韩国右翼青年协会"，号称三万多成员。这帮没有家庭拖累的亡命徒，成了李承晚趁手的外围打手。

1957年在野党开会抗议改选举法，一千多人混进去拿玻璃碴和汽油把会场砸了个稀烂；1958年一个法官判了进步党的赵奉岩无罪，两百来人冲进法院骂他"亲共"。

闹得多了，普通韩国人对这群"穿傀儡军制服的人"观感坏透了，协会内部都有人嘀咕，这么折腾，把正经青年的士气都败没了。

风向变得也快。

五十年代末李承晚一倒台，这群依附他的人立马成了落水狗。前一阵还被捧成"爱国青年""抗苏英雄"，转眼就成了无家可归的边缘人。走投无路的，有自我了断的，有偷偷摸回朝鲜的，也有混进地下犯罪团伙的。

也有人抱团自救，五十几个在首尔东大门建了个"自生院"，后来被叫作"右翼爱国青年集体村"，政府间接搭了把手。还有不少人投了基督教、天道教。一个被时代甩出去的人，总得抓点什么。

朴正熙上台后，对这批人是两副面孔。一面，1962年立了福利法把"受伤的右翼战俘"算进救济，可前提是得证明在战俘营里受过身体伤害，自己刺的字不算，这么一卡，够格的没几个。

另一面，大部分人被当成隐患，理由是他们"长期受过左翼灌输，完全可能再转回去"，于是列入监视对象，各地派出所按季度报《右翼青年活动报告表》，一报报到1981年才停。

漂到2000年，南北领导人见了面，这协会才头一回改了名。2005年韩国修福利法，把"右翼战俘和伤残人员"这个叫法，换成了"六一八自由运动伤残人员"。

折腾了半个世纪，这个群体总算走到了自己路的末尾。

我合上资料，脑子里剩下的不是哪一方的对错，是那个倒盖的蓝章，是全基万那句没人敢说"我不去"，还有一群没家没根的人，被一边用完、又被另一边防着，提心吊胆过了一辈子。历史书里，他们多半连一行字都占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