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运河边发现古墓，考古队以为是春秋贵族，20年后专家：帝王陵
想起我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这片土地上涌现的奇迹数不胜数。提起历史，总有人会想到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和巍峨的万里长城，但其实还有一条贯穿南北、历经千年的京杭大运河，它同样承载着浓厚的历史印记。熟知史事的人或许知道，这条纵横数千里的人工水道，传说是隋炀帝为赴扬州赏花而短期内修筑而成。当然，这其中仍有争议，但不论隋炀帝的真实动机如何，大运河途径江苏徐州时，有一座不显眼的五十余米小山，却隐藏着一座掘山而建的宏伟古墓。最初，考古队误以为这是一座春秋时期的贵族墓，但数十年后，专家才确认，它实际上属于汉代的帝王陵寝。
纵使隋炀帝修运河心怀私欲，但千百年来，这条大河对经济与交通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直到今天仍在发挥着功能。1954年，当大运河进行系统工程改造时，江苏北洞山附近的村民在取土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一处无底洞。消息传开，考古队迅速赶赴现场勘查，发现这竟是一条地下古墓的墓道。在清理墓道的石壁时，队员们又发现了多处后人题记，这些题记虽然各异，却都指向春秋战国时期宋国的一位官宦大夫——司马桓魋。从这些题记来看，古墓早在宋元时期就已被发现，苏轼曾为此作诗留念。但须公允地说，司马桓魋在历史上声名平平，苏轼的诗多为描写此地风景，古墓只是诗中的陪衬。考虑到考古队未在附近发现掘洞，他们遵循不主动发掘的原则，将古墓重新回填。 这座古墓似乎再次沉寂于历史的尘埃，但数十年后，它又引起了新的波澜。上世纪八十年代，北洞山建起石料开采场，一次爆破施工意外触及古墓。爆炸威力虽大，却使古墓部分受损，有胆大的村民闯入墓中，发现了不少古钱与陶俑。消息一出，考古队再次赶赴现场，确认墓体受损，部分文物遭到破坏，于是上报上级，启动抢救性发掘。然而，专家们对墓主人的身份产生了质疑，因为掘山而建的规模实在宏大。 熟悉考古的朋友都明白，古代所有建筑全靠人力完成，若要掏空整座石山，需要庞大的人力与财力。以此规模，司马桓魋这样普通贵族根本无法承担，唯有帝王才能完成。整个古墓呈人字形布局，由墓道、主体墓室和附属墓室组成，内部分为十九间大小石室。主室坐北朝南，前有墓道与甬道，以巨石封堵入口；主体建筑包含前堂、后寝、侧室、耳室八间，附属建筑十一间，涵盖储藏室、更衣室、浴间、厨房、井、灶、厕所等，还设有舞乐宴饮的场所。最初，考古队认为古墓保存完好，但内部勘查显示墓顶存在数个前人掘洞。尽管古墓多次被光顾，队员们仍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包括金带钩、金饰件、青铜编钟、门锁铺首、弩机箭头、透雕玉佩、玉剑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两枚刻有楚宫司丞和虹之左尉的印章，这进一步证明墓主并非春秋宋国的司马桓魋。此外，墓中出土五六十块鳞状玉片与金线，被专家判定为《吕氏春秋》中记载的含珠鳞施，即汉代帝王专属的金缕玉衣。也就是说，这座古墓极可能是一座汉代帝王墓，而非春秋贵族墓。 问题随之而来：汉代定都长安，君王死后多安葬于陕西，为什么这座帝王墓会出现在江苏徐州？史书记载，徐州又称彭城，是楚国都城，历代楚王几乎都葬于此地。结合文物判断，墓主人很可能是西汉诸侯楚王刘郢。墓中出土的224件彩绘仪卫陶俑保存完好，神态逼真，尺寸约50—58厘米，分为持笏俑、持兵俑、背箭箙俑三类。持笏俑共九件，带帽者为仪卫俑群中最高级别官员，或为郎中令，持笏恭敬的姿态亦彰显墓主尊崇身份。 此外，考古队还发现七、八万枚半两钱，通过古币可验证这是西汉时期产物，也印证了诸侯王在封国内可以铸币的史实。出土的执兵陶俑双手持兵，面部表情各异，胸前佩剑或环手刀，部分绶带刻有郎中中郎，显示这是楚王生前的御林军或仪仗队。男女立侍俑、抚瑟俑、背箭箙陶俑等彩绘仪卫陶俑佩剑装饰繁复，颜色和样式各异，体现佩戴者身份差异。对比山东巨野红土山汉墓与河北满城汉墓的出土情况，也验证了汉代佩剑盛行的历史记载。 总体来看，北洞山楚王汉墓不仅是徐州历代楚王墓中规模最大的一座，甚至超过了满城汉墓，同时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结构最为复杂、布局最为精妙的汉代古墓，其考古价值与历史意义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