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三国时期那些深藏不露、老谋深算的人物，绝大多数人的脑海里，第一反应往往会是那个老奸巨猾、心机深沉的司马懿。的确，把司马懿看作曹操时期的重要谋士也并无不妥，但这只揭示了真相的一半。 所谓谋士，本质上是为别人出谋划策、服务于他人的角色。一旦一个人把所有智慧和策略都用在自身野心上，那就已经脱离了谋士的范畴，迈向了野心家、阴谋家的道路。而司马懿，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通过与曹操子孙之间的太极式周旋，使得自己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最终掌握了曹魏政权，扫平蜀吴，建立西晋。这样的行为，明显是野心家、阴谋家的操作，而非真正的谋士行为。

熟悉三国历史的人都清楚，曹操靠一系列阴谋手段夺取了东汉的实际统治权，其后子孙完成了篡汉大业，使传承四百多年的汉家王朝灭亡。而司马懿的子孙则接过曹魏的权柄，最终统一三国，建立西晋。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东晋末年，刘裕效仿前例，又将晋朝消灭殆尽。 刘裕，小名寄奴，是中国东晋至南北朝时期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改革者，也是南朝刘宋的开国皇帝。他的祖籍在彭城郡彭城县绥舆里，源自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二十二世孙。纵观刘裕的人生轨迹，不免让人联想到蜀汉的刘备——同样出身汉室皇族，但家境清寒。

公元363年4月16日夜间，刘裕出生时家境贫困，甚至连基本医疗都无法负担，他的母亲在分娩后病逝。父亲刘翘无法抚养，曾有意抛弃新生的刘裕。幸得姨姨怜惜这孤儿，舍弃自己儿子刘怀敬的哺乳，将刘裕抚养长大，使他得以幸存。这段坎坷的童年，也为刘裕日后的坚毅和英雄气度埋下了伏笔。 刘裕自小身材魁梧，气度非凡，孝顺继母，为人刚毅果敢。由于家境贫寒，他早年靠砍柴、种地、打渔、卖草鞋为生，期间染上赌博恶习，甚至一度倾家荡产，遭人鄙视。但命运并未放弃他。随着参军，他逐渐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公元409年，仅仅七八年后，他便掌握东晋朝廷的军政大权，展现出非凡的政治与军事才干。

义熙九年（413年），刘裕彻底控制东晋朝政；义熙十四年（418年），凭借巨大的军功，他在朝廷中的地位显赫无比。同意接受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官职，并以十郡建宋国，受封宋公，享九锡殊礼。至十二月戊寅日（419年1月28日），他指派王韶缢杀晋安帝，立其弟琅邪王司马德文为帝，即晋恭帝。 元熙元年（419年）十月，刘裕进爵为宋王，宋国再增十郡食邑，总计二十郡。同年末，他获加皇帝规格的十二旒冕、天子旌旗等殊礼，实际上已与皇帝无异。元熙二年（420年）六月丁卯日（7月10日），刘裕代晋称帝，降封司马德文为零陵王，东晋灭亡。他改国号为宋，改元永初，史称南朝宋或刘宋。

《晋书》记载：元熙二年夏六月壬戌，刘裕抵京，傅亮秉其秘密授意，劝晋恭帝禅位，并起草诏书，请恭帝重抄。恭帝欣然表示：晋氏早已失天下，如非刘裕，晋朝早已不存。今让我位于刘裕，又何遗憾？于是用红纸书写诏书，退位至琅邪王府。 刘裕将恭帝降封为零陵王，让其仍可使用晋朝纪年。皇帝曾享的排场一切如旧，只是身份已名存实亡。恭帝也清楚，灾祸随时可能降临。原皇后褚后时刻伴随，饮食和物品均经其手，防止意外。

宋永初二年九月丁丑（元熙二年九月二十日），刘裕派褚后的兄叔度请褚后进宫。褚后离开后，兵丁翻墙进入内房，将恭帝用棉被闷死，享年三十六岁。晋恭帝死后，腥风血雨随即席卷司马家族，几乎被屠灭殆尽。 关于此事的细节，史料并不完全明确。有说法称刘裕继位前后连续杀了六位晋皇，但除了晋安帝、晋恭帝外，似乎无确切证据证明他杀害其余四位。公元412年起，他才真正掌握朝中大权，那时仍是晋安帝司马德宗在位。因此，即便刘裕有灭司马家族的动机，也很可能仅限于司马德宗与司马德文两位皇帝。其他人的死，或许只是巧合或他人借机而为。 有观点认为，下属因私怨或揣摩刘裕之意，借机灭司马一族，这完全可能。历史上溜须拍马、借题发挥、报私仇者不计其数。至于刘裕是大汉皇族，为报汉室血仇而行杀戮，则更像无稽之谈。在那动荡乱世，刘裕在从军前，与普通百姓无异，恢复汉室不过是起兵造反的幌子。汉献帝虽称其为皇叔，血脉关系虽有，却难言深厚亲情。正如刘备攻占刘璋地盘时，血缘亲情根本无从谈起。 刘裕既然成为皇帝，自当为家族考虑，消除潜在威胁，给子孙留下一片安稳社稷，这无可厚非。他杀晋安帝司马德宗，是为了立恭帝司马德文。安帝无法完全听命于他，而改立的恭帝则不同，既能立帝，亦能废帝。这是树立权威、为日后篡权铺路的必然手段。 刘裕称帝后杀恭帝，消除后患，亦属正常之举。当时民众忠君思想根深蒂固，恭帝若存，随时可能被人拥戴，犹如野火难灭，春风又生。恭帝的存在，对刘裕而言，是潜在隐患。若刘裕为稳固政权，选择消除近支势力强大的司马家族成员，以防东山再起，这种行为完全合理。至于有人列举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等理由为其行径辩解，虽看似周密，其实多属臆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