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的先君非子,早年被周王分封到西垂,肩负守卫周朝边疆的重任。那时的秦国尚未真正建立,疆域仅是一座城池而已。先民们在西垂生活,由于地理的孤立,他们与中原的同族周人几乎没有联系,却与西戎等异族交流频繁。岁月流转,这种环境让秦人的文化逐渐偏离中原传统,反而更多吸收了蛮夷的风俗习惯。
古代中国自诩礼仪之邦,对于四方蛮夷常抱轻视之心,视其文化落后、粗野不仁,不懂礼义廉耻与伦理道德,甚至被比作禽兽。因而,秦国自然成为中原诸国眼中的异类。他们虽血脉相连,却被误认为是西戎的一支。秦国的不被接纳,不仅源于交流稀少,更因其文化混杂,成为半中原、半西戎的存在。西戎视其为异类,中原诸国亦不待见,令秦国陷入两难境地。秦国本渴望与中原国家建立联系,鄙视西戎文化,却屡屡遭到排斥,无门可进。 建国前的秦国虽受鄙视,但周幽王的昏庸为秦国提供了机会。申侯联合犬戎进攻周幽王,夺取关中,周王被杀。周朝的危机使秦国有了施展身手的舞台。其他诸侯对周幽王的遭遇漠不关心,而秦国却积极出手,协助抵抗犬戎,并拥立周平王登基。这次护驾之功,让秦国获得了实际利益:周平王因实力不足而将关中赏赐秦国,能否夺回关中,全凭秦国自身实力;同时,周平王正式册封秦君为诸侯,自此秦国才真正跻身周朝诸侯行列。 秦国不负所托,成功从犬戎手中夺回关中。犬戎迁入关中后,其族人随之进入秦地,使得秦国内逐渐被犬戎文化同化,几乎与蛮夷无异。中原诸国因而更加轻视秦国。自此,秦国在春秋时期的首要目标,就是在中原诸国中争取存在感与认同。秦穆公称霸、秦孝公变法,其根本意图都是增强国力,以期获得中原诸国的接纳。秦孝公之奋发,直接源于中原盟会对秦国的排斥,使其如局外人般孤立,这让他颇感不满。 商鞅入秦后,推行了中原诸国曾实行的变法,意在彻底改造秦国,使其更接近中原,更远离蛮夷。变法不仅强化了秦国的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引入中原先进礼仪和文化,实现社会风俗的现代化。商鞅曾言: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变法核心在于两点:一是改革法律,打造强国;二是改良礼仪,使秦国更符合中原规范。商鞅强调改革秦国的戎翟习俗: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古代蛮夷多无男女界限,这种风俗在中原被视为落后与不文明。秦国最初亦是如此。商鞅引以为傲的,不仅是国力提升,更在于文化的进步。他通过规定男子成年后须与父母分居,成年子弟兄妹不得同住,若同住需缴纳双倍赋税,使家庭明确界限,男女有别、父子有别。 然而,这种变革也带来负面影响。家庭被拆散后,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有所削弱。汉代贾谊曾批评道:商鞅在秦国移风易俗后,儿子借给父亲家锄头等工具,竟有‘我有德于你’之态;母亲借儿子家扫帚,儿媳竟敢破口大骂。可见,文化进步的背后,也伴随着社会情感的冷漠与人情味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