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3月7日清晨，在山西左权县麻田镇八路军前方总部，作战科科长王政柱接到通知：彭德怀副总司令要他立刻到办公室去。

王政柱这一年28岁，他是湖北麻城人。1930年10月参加红军，走过长征，1937年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历任作战参谋、作战科副科长，1939年起担任作战科科长。彭德怀了解这个人，他做事缜密，交代下去的任务从没有出过差错。

彭德怀见到王政柱后交待了两件事。第一件，组织上调他去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第二件，他要顺路把一批贵重物品带到延安，交给党中央。彭德怀停顿了一下，对他说，这些东西大约有190两黄金，还有一些金首饰，全都是前线战斗缴获的胜利品和没收汉奸的浮财。按16两旧制计算，190两约合12斤，外加8斤金银首饰。王政柱当场表态：“一定完成任务。”

交代完黄金的事情之后，彭德怀又对王政柱叮嘱了三件事。第一，黄金必须绑在身上，任何时候不得离身。第二，路上遇到危险，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保住黄金。第三，这件事只限你我两人知道，连同行的战友也不得告知。

与王政柱同行的有两个人。一位是八路军总部机要科机要员罗健，她奉命回延安领取新密码本，彭德怀安排她与王政柱结伴，以便路上互相掩护。另一位是朱德总司令的勤务员汪秀田，他是江西籍老红军，负责牵骡子，还要把朱总司令留在前方的一头骡子和望远镜等物品带回延安。罗健和汪秀田这时对黄金的事情全不知情。

出发之前，总部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将一只军用米袋交到王政柱手上。袋子里面装的正是那190两黄金和8斤首饰，里面没有附清单，这说明首长对王政柱是绝对信任的。

王政柱把米袋贴身绑在腰间，外面穿上棉袄，扎紧布腰带，再套上一件棉大衣。近20斤的重量压在腰上，走路、睡觉都不能卸下来。他明白，这道重量将一路陪着他走进延安。

1943年3月7日上午9点多钟，三人从麻田镇动身，向西出发。

从左权县麻田到陕北延安，全程两千三百里，途中要穿越白晋铁路、同蒲铁路和岚离公路三道敌占区封锁线。

三人换上了百姓的服装。王政柱扮成小商人，罗健扮作他的妻子，年长的汪秀田扮成随行的家仆。他们对外统一口径，说自己是逃难的一家人，往西边去投奔亲戚。为了避开日伪军的耳目，三人专拣偏僻的山道赶路，白天隐蔽在庄稼地或者山崖下的丛林里休息，天黑以后才摸黑前进。一路上他们几乎不说话，沉默就是最可靠的防线。

每到一个宿营点，三人分三处睡觉，彼此相隔二十多米，倚着树干休息。这样安排是为了防止被敌人包围时一网打尽。汪秀田牵着骡子走在前面，王政柱走在最后，一只手始终按着腰间的棉袄，确认米袋还在，然后才继续迈步。

3月27日，三人顺利越过了白晋铁路，抵达桃村交通站。按照原定计划，下一步是从石灰湾方向通过第二道封锁线。

王政柱到了石灰湾附近之后，发现情况出现了变化。日军在原来哨卡的外面又增设了一处临时检查站，驻守的兵力也明显增多了。过路的百姓都要被严格搜身，随身携带的包袱也要打开翻检。原来的路线已经不能用了，王政柱当即决定停止前进，撤回桃村再想办法。

罗健和汪秀田有些着急。他们觉得三人一身百姓打扮，骡子上也没有驮什么违禁品，直接过关应该不会出问题。王政柱坚决不同意，他说必须先摸清敌人的巡查规律，不摸透就不动身。

接下来的几天里，王政柱前后六次尝试过关。三次是在白天，他混在赶集的百姓当中靠近哨卡观察，发现日军对年轻男子盘查最严；三次是在夜间，他摸黑潜到关卡外围察看，发现日军增派了流动巡逻队，探照灯把路面照得雪亮。

六次试探都没有找到可乘之机。他这种过分的谨慎让罗健心里有了一个疑问：一个打过百团大战的作战科长，为什么对一道哨卡这般畏惧。

困在桃村多日之后，地下党的交通员带来了一个重要消息：石灰湾附近的山里有一条废弃的小路，可以绕开日军的主哨卡，当地的游击队愿意派人带路。王政柱仔细权衡之后，决定走这条路。

那天傍晚天色将暗，游击队的向导走在最前面探路，王政柱三人牵着骡子跟在后面，贴着山崖的根部一步步往前挪。这条小路极窄，有一段仅容一个人侧身通过，脚下就是深沟。走到一处拐弯口的时候，前方突然传来了日军的说话声，一队巡逻兵正从山梁上面走过，距离他们不到二十米。

王政柱立刻蹲下，反手示意身后的两个人伏低身体。汪秀田一只手死死按住骡子的嘴，另一只手抓紧缰绳不敢动弹。日军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刺刀反射出的寒光扫过崖壁，几乎贴着王政柱的头顶过去。

他蹲在原地纹丝不动，连呼吸都压到了最浅。十几分钟之后，巡逻队走远了，向导回身打了个手势，三人迅速起身，穿过了这段最危险的山路。

等到彻底脱离了封锁线，罗健才发现自己的手心全是汗。她看了一眼王政柱，他额头上也挂着细密的汗珠，脸上没有什么表情。这次死里逃生之后，她心里的疑团更重了：王政柱到底为什么宁可冒险翻山，也不肯接受哨卡的盘查？他的腰间到底藏着什么东西？

过了石灰湾之后，三人进入了相对安全的地带。连日长途跋涉，王政柱的腰部被米袋勒得一片青紫，但他始终记着彭德怀的命令——身不离金，金不离身，热了也不敢脱外衣。那些金条、金砖、金元宝，还有小件首饰，硌得王政柱挺难受，可他始终没有解开过一次米袋。同路的罗健和汪秀田，对这一切全不知情。

又赶了数日路程，4月5日前后，他们在一个叫任家庄的小村子歇脚。汪秀田靠着门板睡着了，骡子拴在院里的枣树下。王政柱倚在墙角闭目休息，一只手依旧按着腰间，从未松开。

罗健心里那个疑团一直悬着。她想不通王政柱为什么在石灰湾六次折返不肯硬闯，为什么在山崖上面对刺刀纹丝不动。但她没有追问。组织的纪律她懂，不该问的不问。

三个人继续上路。罗健看在眼里，虽不知道真相，却开始主动帮王政柱遮掩腰间的异样。汪秀田始终不知道米袋里装的是什么，但他看在眼里，也不多问。三个人共同守护着那个沉甸甸的米袋，一路向西。

1943年5月17日，三人历经72天长途跋涉，终于抵达延安王家坪，这里是中央军委总部的所在地。

次日，中央军委办公厅黄欧东主任赶来接走了物资。王政柱解下米袋，完整地交到对方手中。工作人员当场清点完毕：190两黄金、8斤金银首饰，分毫不差。收条盖了章，王政柱接过来看了一眼，长出了一口气。那颗悬了七十二天的心，终于落下了。

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与王政柱同行的罗健才恍然大悟。她看着那只被汗水浸得发黑、边缘磨得起毛的米袋，看着王政柱腰间那道深深的青紫色淤痕，心里翻涌着说不清的滋味。她感叹地说了一句话：“原来如此！”

任务完成之后，三人各归各位。汪秀田牵着骡子回到了朱德总司令处。72天的生死旅途，让王政柱与罗健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到达延安后的第13天——1943年5月30日，王政柱与罗健在王家坪军委小礼堂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朱德总司令亲自参加并主持了仪式，证婚人是朱德夫人康克清和彭德怀夫人浦安修。这段生死旅途，最终成就了一桩姻缘。

王政柱随后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毕业之后留在军委一局工作。1945年11月初，中央军委决定正式成立中共中央书记处枣园作战室，时任中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的王政柱兼任主任，他带着几名参谋进驻枣园。

组织上安排王政柱和罗健住进枣园，与主席住的窑洞相隔不远，方便随时听候召唤。王政柱习惯在夜间工作，主席也常在深夜需要查阅地图或者询问战况，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在枣园这一年多的朝夕相处中，主席每次见到他，都亲切地称他为“枣园的老朋友”。

多年之后，总理在一次正式场合向人介绍王政柱时，特意加重了语气说：这就是当年千里送黄金的大功臣。

这段尘封了几十年的往事，终于被历史郑重地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