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花开无田

丞相这一官职的历史，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相国，而秦朝一旦建立，便将其列为三公之首，自公元前221年起，虽然经历了几次王朝的弃用和动荡，但丞相始终是朝堂上无法忽视的存在。它不仅是权力的象征，更是一种政治地位的标志。

例如秦朝的丞相李斯，他与郎中令赵高联手发动了震惊天下的沙丘政变，伪造诏书逼迫公子扶苏拔剑自刎，同时也害死了名将蒙恬。这一事件既展示了丞相的权力，也揭示了权力背后的残酷与阴谋。

汉朝的丞相萧何，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刘邦对他的评价极高，他处理政事的能力几乎无人能及，堪称开国元勋。其后的陈平、曹参，也都是堪称一流的能臣，为汉朝的稳定与发展立下赫赫战功。

到了东汉末年，曹操在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时，也曾身居丞相之位，借此巩固权势。唐朝时期，左丞相房玄龄与右丞相杜如晦，则因处理政事的精明果断被后世称为房谋杜断。元朝的右丞相阿合马，因为遭刺杀而闻名，也可说是一位死得颇有名声的丞相。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仿照元朝制度设立左右丞相，左丞相为尊，右丞相为次。开国功臣徐达曾任左丞相，他在军事上威震天下，却在政事上显得略显笨拙，这也映射出朱元璋早期有意削弱相权的心思。与徐达同样功勋卓著的李善长，初任右丞相，直至朱元璋实在无法忽视他的才干，才将左丞相的位置拱手让给他。

直到明朝出现了胡惟庸，这位大奸似忠的小人，才让丞相这一延续了千六百多年的职务彻底被废除。自此，六部的吏、户、礼、兵、刑、工事务直接归皇帝审核。胡惟庸的厌恶之处，源自他最初的上位手段。胡惟庸生平资料不详，只知道他是安徽凤阳定远人，1355年投奔朱元璋义军，担任主薄、知县等看似平常却不失重要的小官。胡惟庸不甘平庸，他用二百两黄金贿赂当时掌政的李善长，由此攀上了这棵政治大树。他的黄金从何而来，无人知晓，但从此，他便踏上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的道路。

1364年，朱元璋尚为吴王时，胡惟庸在李善长的力荐下升任太常寺少卿，不久又升为太常寺卿，正三品的官衔。胡惟庸的阿谀奉承可见一斑，而李善长的政治地位，也在这一过程中显露无遗——胡惟庸由此一飞冲天，几乎无人能挡。 1370年，胡惟庸进入中书省，担任参知政事，这一辅助官职已让他接近权力核心。三年后，时任右丞相的汪广洋被贬往广东，胡惟庸便以中书左丞之职独揽大权。朱元璋见其聪明能干，又再次考察，不久便提拔他为中书省右丞相。1377年，汪广洋调回京城，朱元璋将右丞相位置留给他，而左丞相则由胡惟庸担任。中书省虽有左右丞相共同管理，但汪广洋心知难得信任，加之调任不久，对政事不再用心，胡惟庸便成了名副其实的独相。从1373年独揽相权到1380年被废，他共掌权七年。在严苛的吏治下能维持七年之久，胡惟庸绝非庸碌之辈。

明朝韩信徐达与明朝张良刘基对胡惟庸的人品极度反感。刘基因浙江籍，在淮西勋贵遍布的朝堂上难以直言，只能在归养青田乡里时闭口不谈政事，韬光养晦。徐达则因身份和功勋，敢于直言，屡次向朱元璋指出胡惟庸不具备做丞相的资格。胡惟庸企图拉拢徐达，甚至贿赂其管家福寿，但福寿立即将此事告知徐达。常年征战沙场的徐达不愿卷入朝堂权谋，仅一再告诫朱元璋胡惟庸不适合担任丞相。

无法对付徐达后，胡惟庸将矛头指向刘基。朱元璋曾征询刘基对任免丞相的意见，刘基直言胡惟庸缺乏器量，而李善长才是合适人选。胡惟庸心生怨恨，数次陷害刘基险些令其丧命。1375年，胡惟庸奉命为病重的刘基送药，刘基服药后不久便毒发身亡。史书对此事充满谜团，有说胡惟庸自作主张，也有说朱元璋私下暗示。但无论如何，胡惟庸与刘基之死息息相关，其党羽更逼迫刘基之子刘琏坠井而亡。 1379年，占城使者进贡之事未上报给朱元璋，胡惟庸或因疏忽或有意疏忽，成为朱元璋发怒的导火索。中书省与礼部互相推诿责任，令朱元璋大怒，下令将相关大臣拘入牢狱。三个月后，中丞涂节弹劾胡惟庸毒死刘基，朱元璋命三法司及锦衣卫彻查，最终确立胡惟庸谋逆之罪。 1380年，朱元璋亲自审问大臣，随后以谋反罪诛杀胡惟庸，夷灭三族，胡党党羽尽数处死。胡惟庸案牵连甚广，开国元勋李善长自缢，其余大臣在闹市问斩。此案延续十余年，朱元璋借此肃清逆党，株连者逾三万，朝野十几年不得安宁。 随后，朱元璋公布《昭示奸党录》，向民间公告谋逆官员名单。胡惟庸认罪后，中书省被罢，六部尚书升为正二品，事务直接对皇帝负责，并留下遗训：明朝皇帝不得设丞相，若臣子敢请求设立丞相，必判重刑。 然而，丞相的废除，并非单凭胡惟庸一案便能完成，它只是一个借口。几千年来，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始终存在，而胡惟庸案，恰恰成为朱元璋彻底解决这一矛盾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