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这位战国末期楚国出身的智士,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与仕途,他毅然辞去楚国的官职,投身于秦国,成为秦相吕不韦麾下的舍人。命运的转轮也似乎特别青睐他,他获得了秦王政的赏识,步步高升,被重用为重要谋士。李斯提出的策略深谋远虑:先离间六国君臣,再抓住机会统一天下,并明确制定了“先灭韩,以震慑他国”的统一顺序。秦灭六国的进程,也完全按照他的谋划展开:先灭韩国,再逐步消灭其他诸侯,最终在十年间完成了大一统,建立了秦朝。
然而,问题来了——作为楚人的李斯,他投身秦国,为秦灭六国献策,甚至涉及自己的故国楚国,这种行为到底算不算叛国呢? 首先,我们需要厘清春秋战国时代“国”的概念与今天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并不完全相同。那个时代的诸侯国,本质上是西周天子分封的诸侯领地,都是周天子的臣民。当周天子仍然拥有权威与力量时,各国诸侯必须听命于天子,进贡供养。然而,到战国时期,周天子权势衰微,已无法控制各诸侯,诸侯之间互相攻伐、各自为政。在当时的视角下,所有人仍然属于“周人”“天下”的范围,因此出现外国客卿成为本国高官,并非罕见现象,诸侯之间的“士”流动极为频繁。 所谓“士为知己者死”,这些士人的效忠对象,是看重他们的君主,而非抽象的“国”。因此,士人在诸侯国之间流动、担任高官,几乎没有心理负担。孔子周游列国,却不曾长久停留在鲁国;苏秦则一度掌握六国相印,使秦国十五年不敢出兵函谷关。这些都是顶尖士人的例子。而那些地位不显赫的士人,往往选择依附大人物,成为门客,等待出头之日。战国四公子的门客各有三千人,身份不定,未来何去何从难以预测。例如,孟尝君的“鸡鸣狗盗”、信陵君的“窃符救赵”,以及平原君门客的“毛遂自荐”,都依赖于这批跨国流动的士人。 此外,随着兼并战争频繁,城池归属经常变化,一般士人对自己所属国的认同感并不强烈。今天可能是韩国人,明年可能成了赵国人,再过几年又归秦人。因为在“天下”“周朝”的概念下,他们并不特别执着于所属诸侯国。真正对自己诸侯国怀有深厚感情的,多半是出身贵族,家国紧密相连,心系故土。例如屈原,他出身楚国王族,对楚国有深厚感情,楚都郢被秦军攻破后,他投汨罗江以殉国;张良出身韩国贵族,祖父和父亲均任韩国宰相,他立志反秦,在博浪沙伏击秦军;项羽则为楚国名将项燕之孙,项燕与末代楚王昌平君抵抗秦军失败后自刎,最终导致楚国灭亡。因此,李斯在为秦王政出谋划策、助力秦始皇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只要他没有直接参与针对楚国的军事行动,其行为便不能简单地以“叛国”来定义。战国时代的忠诚,更多依附于君主和实际政治环境,而非固定的国土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