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根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孔子与商瞿之间的学术传承关系显得扑朔迷离。今人需要注意的是，自东汉以后，一批可能具官方学者身份的儒生对《史记》进行补编，这部经过修订的《史记》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汉书》更像是一部儒家著作。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自南宋程朱理学地位上升之后，《史记》越来越受到朝廷与儒生们的重视与推崇。

司马迁的《史记》原本不应记录《论语》相关内容，因为《后汉书·班彪传》明确指出，司马迁的《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即便后人所传孔安国整编古文《论语》的事情真实发生，那也应在汉武帝太初年之后的天汉时期。更重要的是，《汉书·艺文志》记载，由于前91年的巫蛊祸乱，这些古文献在汉武帝去世前87年之前根本未问世。然而，纵观《史记》，其中不仅出现大量《论语》章句，有些内容甚至以孔安国或汉昭帝、汉宣帝时期的编撰者口吻呈现。 可见，《史记》自称由孔门弟子太史公所著的版本，极有可能经过后世儒生的补编，造成了类似岳飞杀张飞的历史错置现象。虽然《汉书》中也存在班固个人儒生倾向的史料问题，但《汉书》仍保留了不少对后世儒生托孔造伪不利的真实记载。对比《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和《汉书·儒林传》中关于孔子传《易》的记载，差异便显而易见。《汉书·儒林传》指出：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古汉语中受、授二字通用，根据《汉书》的记载，可理解为商瞿子木向孔子学习《易》。

相比之下，后世修订《史记》的儒生可能意识到《汉书》这一说法不利于凸显孔子的学术地位，于是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改写为孔子传易于瞿，这一用法在唐宋以后才出现，明确表述孔子在整理《易》后向商瞿子木传授。《易》经由数代传承，最终流传至汉武帝时代的太中大夫杨何。杨何是西汉史上第一个凭《易》学问出任高官者，随后又有主父偃、周霸、莒衡胡等喜好《易》的官员陆续出现。 而《汉书》只明确记录了西汉时期唯一通过《易》射策科举出仕的人——蜀地的何武。史载其诣博士受业，治《易》，以射策甲科为郎，最终历任地方官。可见，西汉230年间，通过《五经》射策程序登科者极少，除公孙弘、董仲舒、萧望之、匡衡、翟方进、王嘉、马宫等寥寥数人外，多数依靠荐举而非科举出仕。扬雄即便学问渊博，也未经历正式科举程序。 关于商瞿与孔子的易学关系，南宋初期翰林学士叶梦得（1077-1148）在《叶氏春秋传》中提出疑问。然而，经查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二》中京房易传四卷相关篇章，才见此言。北宋欧阳修等学者早已对《易传》提出质疑，因此南宋及以后学人继续怀疑后世儒生托孔造伪亦属自然。令人惊讶的是，四川双流县胜利镇杨柳河流域的瞿上乡中，确有古老的瞿上城遗址。晋朝常璩记载，古蜀国首位统一王杜宇曾在此地治理农田、建都治水，其后继者鳖灵所建开明朝延续十二世，直至前316年被秦所并。 古汉语中尚、上、商通用，瞿与渠同义，加上宾谓倒装句的普遍存在，促使人们质疑传授孔子《易》的商瞿，究竟是《汉书》《史记》记载的鲁人商瞿子木，还是古蜀易学家的瞿上子木。今双流瞿上遗址位于牧马山与杨柳河间，牧马山民间又称木山。若倒读商瞿子木，则为木子瞿上，可理解为河渠地区学者的称谓，而杨柳河正是古蜀人工开凿的水渠，瞿或为渠之假借。

同时，扬雄《太玄·装》《太玄·玄数》中记载的忂周、忂商等词汇，描述古蜀王在商忂地开渠治土的情况。商瞿子木所在的江安河上游河段，靠近古蜀国柏灌故地八卦山。西汉时代，除京城长安外，学者主要集中于殷商故地齐鲁及蜀地，这也是本书反复提及的蜀学、齐鲁学两大学术板块的历史背景。 西汉易学史显示，除施雠为沛人外，田何、周王孙、丁宽、齐服生、韩婴、杨何、梁丘贺、京房、孟喜、焦延寿、费直、高相等均为齐鲁人士。《汉书》明确记载蜀人何武为西汉时期唯一以《易》射策甲科出仕者，同时提及汉昭帝时代蜀地易学家赵宾，扬雄的老师严君平亦为蜀地易学家，其父严子睎同样活跃于蜀地民间。此外，《宋史·谯定传》所称严君平易学老师的郭曩氏之祖，应为西汉中前期巴郡南平一带学者。胡安、严子睎、郭曩氏等均未见于《汉书》《史记》，却在民间易学传承中留下痕迹。

关于商瞿子木与孔子的易学传承，因历史疑点众多，加之《汉书》《史记》表达存在差异，可见西汉中前期易学已呈现两大学派分野：一为蜀地重视天文、水利、农业、气象与数学结合的人文易学；二为齐鲁中原重视天象与《春秋》政治历史结合的实用易学。 综观西汉易学发展，从民间卜筮方术向官方认可的《五经》学问转化，肇始于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时期，中后期更因巴蜀落下闳创立浑天说、制定《太初历》而成体系。 结语 由此可见，自汉昭帝、汉宣帝、汉元帝时期起，中国两大学易学派的分野愈加明晰。赵宾、严君平、何武、扬雄等人继承了天文学家落下闳等重数学原理与天文学内涵的蜀地易学；而京房等中原学者，则代表了齐鲁地区侧重言论与灾异预测的易学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