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陶斗笠形器是二里头遗址高等级贵族墓葬中出土的一类比较特殊的陶质器物，发现数量较少。以往学术界对它们的类型、功能进行过一定程度的讨论，但只在其他专题研究中被偶尔提及。实际上，近年来一些新的考古发现表明，与白陶斗笠形器形制极为相近的器物，最早出现并不在二里头文化时期，空间分布也不止于二里头遗址一处。另外，它的材质趋于多元，出土背景也显示出一定的特殊性。这些特征使之超越了单纯的器物学意义，成为管窥区域文化互动、早期王权礼制构建的关键物质载体。鉴于此，本文将在重新梳理斗笠形器发现的基础上，对其源流、传播路径及象征意义作进一步的讨论。需予说明的是，为审慎保留发掘者对器物形制与功能的最初判断，下文在对具体遗址的论述中将保留对于斗笠形器的原始命名。

龙山时代的斗笠形器

龙山时代出现了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斗笠形器，但已刊布材料者较少，目前可确证者见于江汉平原的谭家岭遗址与晋南临汾盆地的陶寺遗址。

襄汾陶寺遗址面积达280万平方米以上，是中原地区乃至黄河流域同时代城址中最大的一座，是晋南古国时代强大的政治经济中心。陶寺遗址2000ⅣT7M11年代为陶寺文化晚期，是Ⅳ区小型墓地中明确有随葬品的两座墓葬之一，且可能存在木棺。墓主人左胸偏下处出土1件玉璇玑，墓主右小臂套玉瑗1件，另有铜齿轮形器紧贴玉瑗，二者粘连在一起套在小臂上，应为1套复合器物；墓主的颈部还出土大量蚌串饰，胸部有少量蚌串饰散落，串饰总数量不少于850枚[1]。玉璇玑（M11：3）整体形态呈斗笠形，边缘有一个扉牙，中部双面穿孔，但并未完全贯通，直径约3.8、高1.2、厚约0.5厘米（图一，1）[2]。陶寺遗址的两位发掘者认为，M11中出土的器物属于过于异类的奢侈品，与较小的墓葬面积不相匹配，极有可能是墓主人捣毁中期贵族墓葬的“战利品”[3]。如从此说，那么以玉璇玑为代表的这些随葬品，应当是表征高等级贵族的礼仪器具。

天门谭家岭遗址位于石家河城址中西部的核心区域，而后者是长江中游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的史前古城[4]。谭家岭遗址的一座瓮棺葬W4中出土了3件玉牙璧，均呈蜗旋状。W4：1中部穿一孔，边缘穿两孔，其中一孔位于扉牙处，直径3.6、厚0.4、孔径0.2～0.4厘米。W4：3中部穿一孔，边缘穿两孔，直径4.2、厚0.4、孔径0.2～0.4厘米（图一，2）。W4：31仅中部穿一孔，直径3.8、厚0.45、孔径0.2～0.4厘米[5]。

目前已发现斗笠形器的两处龙山时代遗址均属区域性中心聚落，且皆出土于高等级墓葬。尽管两地在器物形制上略有差异，但均为玉质，尺寸相近，直径普遍约为4厘米。遗憾的是，目前尚不清楚谭家岭遗址出土玉斗笠形器与墓主人的位置关系，导致其与陶寺遗址同类器物在使用方式上的异同仍难以确证。

图一龙山时代的玉斗笠形器

1. 玉璇玑（襄汾陶寺2000ⅣT7M11：3） 2. 玉牙璧（天门谭家岭W4：3）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斗笠形器

进入广域王权国家阶段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斗笠形器的传播态势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一时期出土斗笠形器的遗址数量明显增加，分布范围也开始向更远区域拓展。

偃师二里头遗址最新的考古发现显示，其面积已超过1000万平方米，并发现有纵横交错的道路与城垣网络、方正规矩的中心宫殿区、官营手工业作坊园区、大型夯土建筑基址、高等级贵族墓葬等一系列高规格遗存，是当时东亚大陆上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6]。二里头遗址内二里头文化二期的2002ⅤM3，位于宫殿区3号基址的南院内，是目前整个二里头文化区内最高等级的墓葬[7]。墓葬内出土白陶斗笠形器、铜铃、绿松石龙形器、绿松石珠、海贝串饰、漆觚、漆勺、陶盉、陶爵、陶豆等三十余件随葬品，并散见有朱砂。M3墓主人头部出土三件白陶斗笠形器，均呈斗笠形，边缘有一扉牙，顶端中部有圆孔贯穿，内表面可见泥条盘筑痕迹（图二，1）。M3：1直径4.85、高2.18、厚0.3～0.8厘米；M3:2直径5.9～6.1、高2.85、厚0.4～0.95厘米；M3:3直径4.8、高2.44、厚0.4～0.76厘米[8]。

洛阳皂角树遗址面积仅5万平方米左右，文化层较薄，遗址内遗存也主要与日常生产生活相关，应属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基层聚落[9]。皂角树遗址二里头文化三期时的H7曾出土一件陶纺轮（H7:20），泥质黄褐陶，呈斗笠形，边缘有一扉牙，顶端中部有圆孔贯穿，整体形制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白陶斗笠形器如出一辙，直径4.5厘米、厚0.7厘米（图二，2）[10]。

宝丰小店遗址面积仅有4.4万平方米左右，同样缺乏高规格遗存，无疑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另一处基层聚落[11]。根据对出土器物的类型学分析，发掘者认为遗址发掘区域的年代当为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12]。小店遗址H320曾出土一件陶饼状器 （H320①：1），夹砂灰陶，呈圆饼形，中部尖状凸起，边缘伸出两个扉牙，正面刻划螺旋纹，直径10.7、厚2厘米（图二，2）[13]。H320出土的深腹陶豆，装有对称鸡冠鋬的陶鼎，分别与二里头遗址二期晚段的AbⅠ式陶豆（2002ⅤM3：29）[14]、二期早段的BbⅡ式陶鼎（2003ⅤH211：5）[15]较接近。综合来看，小店遗址出土陶饼状器的年代应当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

图二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斗笠形器

1.白陶斗笠形器（偃师二里头2002ⅤM3:2） 2.陶纺轮（洛阳皂角树H7:20） 3.陶饼状器（宝丰小店H320①:1） 4.器盖（商洛东龙山H196:9） 5. 蜗旋状玉器（广汉三星堆1997DgM21:1） 6. 蜗旋状玉器（广汉三星堆1997DgM21：5）

商洛东龙山遗址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二里头文化时期虽未见城墙、壕沟、大型夯土建筑、贵族墓葬、祭祀坑等高规格遗迹，但却出土有玉牙璋、玉戚、石圭等高等级物品，以及数量较多的石璧与石钻心，可能是丹江上游一处可以从事玉石器加工的区域性中心遗址。东龙山遗址二里头文化早期的H196中出土一件器盖（H196:9）,夹砂红褐陶，呈斗笠形，直径9.5、残高5.5厘米（图二，4）[16]。

广汉三星堆遗址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就营建有面积约47万平方米的月亮湾小城，遗存总面积达到350万平方米，并发现出土了铜牌饰的仓包包祭祀坑，出土有玉石列璧的月亮湾器物坑[17]。从遗址规模和遗存等级来看，三星堆遗址这一时期应当已经是成都平原上的中心性聚落。三星堆遗址西城墙以西的仁胜村遗址，曾发现一批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墓葬。其中1997DgM21墓主人头部出土有4件蜗旋状玉器、2件蜗旋状象牙器，另外在填土中也出土了1件蜗旋状玉器；1997DgM14墓主人头部出土1件蜗旋状玉器。蜗旋状玉器形状基本相同，均近斗笠形，一面盘状内凹，一面弧拱，边缘有一扉牙，中部贯穿一大圆孔（图二，5）。较为特殊的是，M21：3凸起的一面上有9个可能被火烧过的钻窝（图二，6），发掘者认为可能与占卜有关。M21：1直径5.8、高0.8、厚0.4厘米；M21：2直径4.8、高1.1、厚0.5厘米；M21：3直径18、高1.8、厚0.6～0.8厘米；M21：5直径8.8、高1.5、厚0.6厘米；M21：4直径9、高1.2、厚0.7厘米；M14：1直径7.0、高1.1、厚0.5厘米[18]。

从考古材料来看，二里头文化时期出土斗笠形器的遗址等级不再局限于中心遗址，且出土背景也不再集中于墓葬。斗笠形器的材质也更加多样，除了玉之外，更衍生出白陶、普通陶及象牙等多类载体。此外，这一时期不同遗址的斗笠形器在形制与尺寸上均有着明显差异，表明其来源应当是多元的。

斗笠形器的源流及相关认识

龙山时代，陶寺与肖家屋脊遗址均出土有玉斗笠形器，并非不可思议，而是有迹可循。既往研究表明，肖家屋脊文化玉器有着极强的跨区域辐射力，其典型器物如蝉、兽面（冠饰）、带扉棱的璜形器、笄形器在陶寺遗址都有发现（图三，1～4），而鹰首笄、虎头更向北远播至石峁遗址[19]。此外，陶寺文化中的“粗体觚”，也同肖家屋脊文化的同类器物相似[20]。由此可见，在广域王权国家出现之前的龙山时代，肖家屋脊文化与石峁文化、陶寺文化在以玉器为代表的社会上层网络中已有了深度交流。在这一背景下，玉斗笠形器也可视作是两文化互动网络的一个缩影。

图三 陶寺遗址、二里头遗址出土肖家屋脊文化风格玉器

1.玉兽面（ⅡM22：135） 2.玉璜形器（ⅡM22：131） 3.绿松石蝉形器（M1449:5） 4.玉笄形器（未公布出土单位） 5.玉鸟形器（2002ⅤM3：13） 6.玉柄形器（2001ⅤM1:3） 7.玉柄形器（1975K4：1） 8.玉笄形器（2002ⅤM5:6） 9.玉蝉形器（2017ⅤM11）

1～4：陶寺遗址 5～9：二里头遗址

肖家屋脊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200年～前1800年，主要分布于现今江汉平原与澧阳平原一带[21]。出土玉牙璧的W4大致属于肖家屋脊文化的中期[22]，绝对年代至少得在公元前2100年～前1900年之间。陶寺遗址ⅣM11出土的玉璇玑，如从墓葬时代看，则属陶寺文化晚期。然而，如果考虑到上文所提及的，发掘者基于考古学背景的推测，其应当在陶寺文化中期就已出现。最新的测年结果显示，陶寺文化晚期的年代集中在公元前2000～前1800年，中期的年代则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23]。单从绝对年代数据来看，陶寺遗址的玉璇玑应相当或略早于谭家岭遗址的玉牙璧，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这类器物是否有更早的源头，尚不宜轻下结论。

有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白陶斗笠形器可能是在肖家屋脊文化蜗旋状玉牙璧形器的影响下产生的[24]。二里头遗址也确实发现有较多肖家屋脊文化风格的玉器，包括鹰首笄（鸟形器）、柄形器、蝉形器、笄形器（钻形器）等（图三，4～9）[25]。然而，从白陶斗笠形器的形制与尺寸来看，其显然与陶寺遗址出土的玉璇玑最为接近，且在时代上亦能相接。因此，笔者认为二里头遗址的白陶斗笠形器最有可能源自陶寺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王国的贵族虽借鉴了这一源自龙山时代的身份标识物，但却对其具体的使用方式进行了变革。陶寺遗址的玉璇玑位于墓主人胸部，可能是衣物装饰的一部分，而二里头遗址中位于墓主人头部白陶斗笠形器最有可能是墓主人的头饰。

已有的诸多研究均已表明，二里头文化是在吸纳龙山时代多元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王朝文明。尤其在标识权力与身份的标识物选择上，二里头文化吸纳或参考了海岱龙山文化的牙璋、绿松石镶嵌器[26]，长江中游肖家屋脊文化的玉蝉、玉笄、柄形器[27]，晋南陶寺文化的陶铃、铜铃、铜齿轮器[28]，欧亚草原文化的铜战斧、铜环首刀[29]，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漆觚。二里头王国在此基础上进行整合与创新，形成一整套展示权力与权威、服务于新兴王朝国家秩序的身份标识系统。毫无疑问，龙山时代流传下来的斗笠形器，也在这一浪潮下，被转化为二里头王国新兴身份标识系统的组成部分。

约二里头文化四期时（宝墩文化四期），已成为成都平原中心聚落的三星堆遗址[30]，虽与二里头遗址相距千里，但两者之间的密切交流是不可忽视的。以往的研究也认为，这一时期前后，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陶盉、陶豆、玉牙璋、玉圭、玉戈就已经从中原传入了三星堆遗址[31]。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遗址的蜗旋状玉器与象牙器，虽在材质上与二里头遗址白陶斗笠形器存在一定差异，但出土背景与使用场景却高度契合，暗示两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器物传播，而是有着文化观念的深度交流，抑或是人群的远距离迁徙。考虑到斗笠形器所负载的等级与身份属性，我们有理由相信其应与作为礼器的陶盉、玉牙璋等器物一样，是二里头文化时期两大聚落之间社会上层交流网络的体现。更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因素在三星堆遗址的出现，“很可能是在夏末商初时，由迁入成都地区的夏遗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相结合所创造的一种新型文化遗存”[32]。与三星堆遗址不同，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中原地区也有一些基层聚落发现有斗笠形器，但无一例外，它们材质均为普通的灰陶或褐陶，这显然是由于聚落等级较低难以获得白陶、玉等珍稀资源导致的。此外，这些基层聚落中的斗笠形陶器均出土于普通的灰坑之中，使用语境已经同二里头遗址截然不同。究其原因，是由于基层聚落的成员主动变更了斗笠形器的使用方式，还是由于二里头王国上层有意实施了仪式知识的管控？目前看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附记：小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海涛老师、高江涛老师，山东大学考古学院陈凯博士，以及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王钧湛博士等师友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临汾市文化和旅游局：《襄汾陶寺——199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25年，第73页。

[2]同［1］，第73～74页。发掘报告中未公布玉璇玑尺寸，文中数据是根据器物线图中的比例尺复原的。

[3]高江涛、何努：《陶寺遗址出土铜器初探》，《南方文物》2024年第1期。

[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湖北天门市石家河古城谭家岭遗址2011年的发掘》，《考古》2015年第3期。

[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天门市博物馆编著：《石家河遗珍：谭家岭出土玉器精粹》，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34～137、192页。

[6] 赵海涛：《二里头都邑聚落形态新识》《考古》2020年第8期；程召辉：《有夏之居：洛阳地区近年来夏文化考古的主要收获》，《大众考古》2026年第1期。

[7] 李志鹏：《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 27～30页。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998～1006页。

[9] 贺俊：《论二里头文化的宏观聚落形态》，《考古学报》2022年第4期。

[10]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1992～1993年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63～65页。

[11] 同［9］。

[12] a.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平顶山市文物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河南宝丰小店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2008 年发掘简报》，《文物》2021年第8期。

b.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河南宝丰县小店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2017年发掘简报》，《考古》2023年第9期。

[13]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平顶山市文物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河南宝丰小店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2008 年发掘简报》，《文物》2021年第8期。

[14] 同［8］，第998～1006页。

[15] 同［8］，第63页。

[16]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商洛市博物馆：《商洛东龙山》，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27～128页。

[17] 高大伦、郭明：《三星堆遗址古文明的长度宽度和高度》，《四川文化》2016年第6期。

[1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土坑墓》，《考古》2004年第10期。

[19] a.秦岭：《龙山文化玉器与龙山时代》，《考古学研究（十五）：庆祝严文明先生九十寿辰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22年，第488～546页。

b.栾丰实：《试论陕北和晋南的龙山时代玉器——以石峁、碧村和陶寺为例》，《中原文物》2021年第2期。

c.李新伟：《中国史前昆虫“蜕变”和“羽化”信仰新探》，《江汉考古》2021年第1期。

[20] 高江涛：《陶寺遗址的文化融合与创新》，《光明日报》2024年3月3日第11版。

[21] a.何驽：《试论肖家屋脊文化及其相关问题》，《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98～145页。

b.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文物局：《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2016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8年第3期。

[22] 陈凯：《肖家屋脊文化玉器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第47页。

[23] 同［1］，第201页。

[24] 朱乃诚：《鹰首玉笄、鹰形玉笄及人面虎头纹玉柄形器——从玉器角度看肖家屋脊文化对二里头文化的影响》，《江汉考古》2025年第6期。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夏文化研究中心：《中原早期青铜时代——聚落与礼制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23年，第477～506页。

[26] a.邓聪、栾丰实、王强：《东亚最早的牙璋—山东龙山式牙璋初论》，《玉润东方：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文物出版社，2014 年。

b.秦小丽：《跨文化视角下的绿松石与镶嵌礼仪饰品研究》，《中原文化研究》 2020年第6期。

[27] 同［24］。

[28] a.［日］宫本一夫：《二里头文化铜铃的来源与发展》，载《夏商都邑与文化（一）——夏商都邑考古暨纪念偃师商城发现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b.邓玲玲：《二里头文化铃的性质刍议》，《中原文物》2019年第4期；贺俊：《试论二里头文化的铜圆形器》，《文物春秋》2018年第5期。

[29] a.林沄：《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几个年代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b.李水城 ：《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 2005 年第 3 期。

[30] 冉宏林：《由三星堆遗址仁胜墓地看宝墩文化早晚之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年第10期。

[31] 杜金鹏：《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及相关问题》，《四川文物》1995年第1期。

[32] 同［31］。

作者：张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