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人来说，想要成就大事，究竟是智商更重要，还是情商更关键？同样地，一个人的成功，是依靠能力，还是靠善于经营人脉更占优势？在复杂多变的官场中，事实往往告诉我们：情商比智商更为重要。那些能在官场中游刃有余、屹立不倒的人，几乎无一不是情商极高的高手。而在晚清名人中，大家熟知袁世凯、李鸿章、曾国藩，却很少有人会提起一个情商高得令人惊叹的人——荣禄。

据说袁世凯曾愤愤不平地说过：诛荣禄如诛一狗耳。在同僚眼里，荣禄似乎就是狗的形象。但细品这句话，会发现他是在晃点谭嗣同，或许并非发自真心。然而，袁世凯敢于在背后如此评价荣禄，也足以说明他心中并不畏惧这个人。这正反映了荣禄那种笑面虎的风采——无论面对谁，他总是和和气气，谁也得不到他真正的怒意，不说过激的话，不做过激的事。情商，就是这样一种控制和调节情绪的能力，而这，正是衡量情商的核心指标。 一个人最难做到的，就是控制自己的情绪。而一旦能掌控自身情绪，就能够影响甚至操控他人的情绪。道理简单，但真正做到的人并不多。有人说荣禄只是慈禧身边的一个奴才，靠着她的权势才能立足；也有人评价他城府极深，像一匹狼，精准锁定目标，出手致命。笔者更倾向于后者：荣禄擅长调动他人的情绪，让别人无形中自投罗网，他绝对是个狠角色。

康有为为推行变法奔走呼号时，荣禄总是温和地说：你说的这件事情，恐怕不容易吧？老祖宗的法制说变就能变吗？康气急败坏地回道：变法有什么难？杀一两个一品大员，变法自成！荣禄笑眯眯地离开，说了句好，好。当康又带着这番话冲到袁世凯家时，袁吓得魂不附体，心想这个人一定疯了。但荣禄早已心中明白，康的矛头正指向他，却不露声色，没有任何情绪波动，这便是老练与精明。

不久后，荣禄找了个合适时机向皇帝禀明：姓康的不可用。这一切行事低调而无痕。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又巧妙平息了慈禧的怒火，保住了维新派的其他成员。荣禄懂得将敌人转化为朋友——很多人想着彻底铲除敌人，却忽略了人的立场是可变的：今天反对你，明天可能站在你这一边。荣禄心里清楚，康有为意气用事，难有大作为。

荣禄性格低调，因此有人称他为神秘的大佬。名气不大，却掌握清廷内务的方方面面，事无巨细都需他周旋、润滑。戊戌变法后，他提出：乱党既已伏诛，中国可按自强之事推进，重要事项先行执行。他虽心怀公心，希望改革变法，但前提是不能损害自身利益。康有为想消除荣禄的势力，他自然要反对；变法失败后，荣禄便按纲要推进改革，逐步振兴大清。

有人评价荣禄为一善恶中间人，其实，他只是善于趋利而动。他有眼光、有远见，是大清的守护者，也是清廷的管家。荣禄官至首席大臣、文华殿大学士，以他资历平平而言，这已经是超常发挥。他为何能平步青云，成为慈禧的左右手？首先，他家世有利：荣禄的祖父为国捐躯，皇帝为其修祠纪念。在古代统治者眼中，家族忠诚能延续至后代，这为荣禄的仕途奠定基础。

然而，仅有忠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能。荣禄自身能力平平，却善于攀附，两个妹妹分别嫁给晚清状元与皇室宗亲，两个女儿又嫁给礼亲王与摄政王。这种布局体现了他对人脉的投资眼光。而单靠女性关系不足以撑起整个事业，他还懂得在男权社会里投资男性势力：先投李鸿章，再投李莲英，善于调动他们为己所用，以圆滑和谨慎在官场中步步为营。 实际上，在康有为变法之前，荣禄就已上奏改革方案：增编洋枪练习部队，筹划军饷，且计划周详，而康没有任何方案。荣禄去世后，留给世人的，是一个近乎神秘的形象——距大清灭亡仅剩短短八年。他的一生，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深远的：成大事者，不仅需智力，更需洞察人心、掌控局势的能力；懂得策略、掌握情绪与人脉，才可能在风云变幻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