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其记述的历史纵跨三千余年，从轩辕黄帝时代延伸至汉武帝晚期。全书以本纪、列传、世家、书、表五种体例构建，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在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领域，《史记》堪称一部辉煌巨著，光芒璀璨。 司马迁文采斐然，才情盖世。后世文学大家几乎一致认为，从先秦至汉朝，能够在文学上登峰造极者寥寥无几，而太史公的成就，可与屈原、贾谊并列。汉朝刘向、扬雄曾点评《史记》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直指其逻辑与文风的纯粹与稳健。近代大文豪鲁迅的评价更为响亮，他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将其文学与史学价值推至极高。 从文学与艺术角度看，《史记》几乎完美无瑕，但作为史书，它也存在一些问题，尤其在上古历史的记载上出现了荒谬之处（此处并非指神话传说）。后世学者代代研究《史记》，早有人提出，上古帝王世系存在错误，而北宋欧阳修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指出，若依《史记》记载，周武王伐纣根本不可能发生，两人相隔数百年，可谓时空错乱。

武王伐纣是西周取代商朝的重大历史事件，也称武王克商，大约发生在周武王即位的第十一年。古代学者曾尝试通过天文推算年份，众说纷纭。现代学界普遍认为，这一事件应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前后。然而，《史记》却将周武王与商纣王错列为远祖与后代的关系，隔十余代。除非周武王穿越，否则根本不可能亲自讨伐纣王。 我们先看《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黄帝去世后，其孙高阳继位，即颛顼帝。颛顼之后是黄帝另一支后裔高辛，即帝喾。帝喾死后，本应由儿子挚继承，但挚不堪重任，下台，由帝喾弟弟放勋继位，即尧帝。接下来便是流传千古的禅让：尧传舜，舜传禹，直到禹将王位传给儿子启，终结了禅让制度。而舜与禹均为颛顼后裔，错综复杂的世系几乎像肉烂在锅里。夏商周的本纪延续几十代帝王，几乎都是黄帝后裔。 细看脉络，尧为黄帝曾孙，舜为黄帝八世孙，按辈分推算，舜是尧的四世孙。禹与舜同出颛顼后裔一支，但禹辈分更高，舜竟将王位传给其四世祖禹，这勉强还能说得过去。到了商周世系，则彻底混乱。

周朝始祖后稷为帝喾之子，而商朝始祖契则为同父异母兄弟。按世系，商汤与周文王之父公季为同辈，均为帝喾十五世孙。从商汤到纣王，传十六代。如此一来，周文王竟是纣王的十五世祖，却仍受其指挥。 据上古史料，商朝延续约550年，那么文王要活上500年方能合理。然而，《史记·周本纪》记载，西伯在位盖五十年。文王去世后，周武王姬发继位，却又要推翻自己的十四世孙殷纣王建立周朝。按《史记》逻辑，要么文王寿命过长，要么时空错乱，周武王仿佛穿越未来去收拾纣王。若按此说，纣王非战败，而是被吓死。 这正是《史记》中最大谬误所在。并非武王伐纣事件未发生，《尚书》《竹书纪年》等文献均有记载，时间亦指周武王十一年。但司马迁在帝王世系上的排布显然出错，闹出了大乌龙。 司马迁修史态度极为严谨，跋涉万里收集材料，涵盖周朝遗留零散档案及各诸侯国史料，进行对比筛选，凡同一事件有不同说法，采纳最合理版本。然因《史记》规模宏大，上古历史材料稀少，出现一些谬误，也在情理之中。 《史记》上古历史主要依《大戴礼记》《世本》而记。《世本》为周朝流传下来的王室族谱，原书早已失传。两种文献本身就存在错漏，司马迁采信，也难免受到影响。 周朝以前历史久远，缺乏系统史料，帝王次序无人能明。司马迁力求详尽记载，反而带来错误。欧阳修在《帝王次序图序》中曾批评司马迁，指出孔子所处年代比司马迁更早，连孔子对周朝前帝王世系都不甚清楚，司马迁又如何获得可靠信息，却仍采信后世猜测之说。孔子编定《尚书》《春秋》时，仅记载大事件以供后人参考，缺其不知，慎所传以惑世也。

确实如此，孔子修史严谨，凡存疑之处略过，哪怕竹简残缺或原文缺字，亦不妄加补充。这即是《论语》中史之阙文的含义：缺便缺了，宁可难解，也不主观臆造。 司马迁笔下的谬误，多因上古材料缺失而受限，上了别人的当。总体而言，《史记》的谬误数量仍极少，其宏伟价值与学术意义，依旧无法撼动。 参考文献：《史记》《欧阳文忠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