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顺姬，今年二十三岁，来自朝鲜平安北道一个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村子。

在我们那儿，家家户户都是土坯房，房顶铺着稻草。一到冬天，塑料布糊的窗户被风刮得哗哗响，炕烧不热，夜里冻得人缩成一团。最远去过的地方是三十里外的县城，还是去年跟着阿爸去交公粮，走了一整天，过了两道检查站。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柏油路，以为那就是世界上最宽的路了。

从小到大，广播里、课本上、老师的嘴里，都在说同一句话：“我们是最幸福的，平壤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城市。”我信了。真的信了。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去平壤看看，看看那深达一百米的地铁，看看那高耸入云的主体思想塔。我想，这辈子要是能去一次平壤，死也值了。

可命运偏偏跟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被选上去中国，全村都炸了锅

那秋天，县里来了通知，要选人去中国丹东打工。我们村只有一个名额。选人的那天，我挤在人群后面，踮着脚，心里怦怦跳。念了十几个名字，都不是我。我正准备灰溜溜地回去，突然听到一声：“顺姬，朴顺姬！”我愣在原地，旁边的大婶推了我一把：“叫你呢！”

后来才知道，是阿爸年轻时帮过公社一个干部，那人的亲戚在县里说得上话。阿爸一辈子老实巴交，从没求过人，这次为了我，他拎着两只鸡走了几十里山路，去求那个早已不联系的人。

临走那天，阿妈把家里仅有的十几个鸡蛋全煮了，塞进我的包袱。阿爸蹲在门槛上抽烟，一句话不说。我叫了声“阿爸”，他连头都没抬，只吐出两个字：“听话。”我上了拖拉机，回头看，阿妈站在土路上抹眼泪，阿爸还是那副样子，抽烟，望着天。拖拉机突突地响，我拼命挥手，也不知道他们看见没有。

火车上，同行的姐妹们兴奋得睡不着，叽叽喳喳说着中国的好——一天三顿管饱，买东西不用票，丹东比新义州大多了。我抱着包袱，望着窗外黑漆漆的夜，心里想的全是阿妈红肿的眼睛。

过江那一刻，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天蒙蒙亮，有人喊：“新义州到了！”我们挤到窗口，可火车没有停，直接往鸭绿江大桥上开。桥那头，我看到了这辈子从未见过的景象——灰蒙蒙的天际线下，突然冒出一片五彩斑斓的颜色。

灰的变成了彩的，矮的变成了高的，静的变成了动的。高楼一幢接一幢，玻璃幕墙反射着晨光，刺得人睁不开眼。马路上密密麻麻全是小汽车，红的白的黑的，像蚂蚁一样排着队。我死死抓着窗框，指甲都掐进了木头里，脑子里“嗡”的一声，那些从小听到大的话——“我们最幸福”“平壤最美”“没有比朝鲜更好的地方”——像被人一把抹掉，干干净净，一个字都不剩。

我就一个念头：这，是哪儿？

丹东，把我彻底看傻了

火车进站，下车，过关。没有刁难，没有检查站，没有介绍信。边检人员笑着说“欢迎”，章一盖，放行。我回头看了一眼站台上“丹东”两个大字，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工厂派了一辆大客车来接我们。皮质座椅，空调吹着凉风，车里香喷喷的。车子驶上街道，我和姐妹们彻底看傻了——街道宽得能并排跑十头牛，两边全是商店，招牌五颜六色，比我们县城那条街宽十倍、长百倍。路过一座立交桥，汽车一圈一圈往上绕，像在转圈圈。旁边的姐妹突然问我：“顺姬，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到了工厂，宿舍里有暖气，有热水，还有抽水马桶。我第一次见到抽水马桶，雪白雪白的，一按按钮，“哗啦”一声，水自己转着圈冲下去。我站在那儿看了好久，不敢用，怕弄坏了赔不起。

食堂里，大米饭、白面馒头摆满了一整排，随便盛，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我端着盘子，手在抖。我想起阿妈，她每天把仅有的米饭全盛给我和阿爸，自己只喝玉米糊。她那么瘦，那么黑，笑起来牙都掉了一颗。

那天晚上，我躺在软绵绵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起阿妈塞鸡蛋的手，想起阿爸那句“听话”，想起那个灰扑扑的村子，那条走了一辈子的土路，那些永远填不饱的肚子。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了下来，凉凉的，我不敢出声，怕吵醒别人。

知道了真相，就再也闭不上眼睛

后来，我和厂里的中国姐妹熟了，把这些话讲给她听。讲到最后，我问她：“你说，我阿爸阿妈这辈子，还能吃上一顿这样的饭吗？”

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又问：“你说，我回去以后，怎么跟他们说这里的事？”

她还是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低下头，抠着手指甲——那是干惯了农活的手，粗糙得扎人。

“我不能说，”我自言自语，“说了也没用，他们不信。说了我怕阿爸难过。阿爸信了一辈子，信得那么苦，那么累，那么真。我要告诉他，他信的可能不对？我不能。”

那一年，我二十三岁。第一次看见真正的世界，再也回不到从前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