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末期，国家内外交困，矛盾日益尖锐。经过几次失败的尝试，清政府终于意识到，仅仅依靠传统的方式难以应对时代的变迁。深知改革已是迫在眉睫的任务，经过数次商讨与反思，清政府决定向外学习，汲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光绪三十一年6月14日，清政府作出决定，派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一批官员赴海外视察，考察外国的政治制度及社会情况。

然而，出发之前，革命分子对这一计划进行了猛烈的反对，甚至发生了轰炸事件，导致原计划的访问被迫暂停。等到他们再次启程时，徐世昌和邵英未能同行，取而代之的是李盛铎和尚其亨。此行的五位官员被人们称为晚清五位宰相，成为清末外交史上一项重大政治事件。当时，舆论界高度关注此次访问，普遍认为这是中国迈向立宪的前奏。由于经费问题，媒体对此次访问的资金来源和使用情况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纷纷呼吁出国考察，资金必须充足，不应因节俭而影响考察质量，以确保这次考察能够顺利进行。

《时报》曾在报道中指出：各国使节因经费不足，社交活动无法顺利进行，导致外交事务进展缓慢，国家蒙受巨大损失，实属不易。如今的官员必须具备足够的政治见识与学识，才能成为合格的使节，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对于此次考察的资金问题，清政府的决策是通过外务部与户部进行专项拨款，要求各省协调筹集。而当时的清朝正面临财政危机，资金短缺，只有三十万两银子可用，亟需调剂解决。然而，由于财政状况严重紧张，户部向外交部提出了从关内提款的请求，但因财政匮乏未获批准，这一困境大大延迟了计划的实施。所有人员的费用、各项开支以及随行人员的安排都面临巨大困难。

为了筹集所需资金，清政府不得不依赖各地省份的捐款。有关资金的具体数额，清政府内部的讨论纷纷，初步估算的数额从三十万两到五十万两不等。最初，户部拟定了五百万两的预算，但很快遭到了质疑。各界认为，资金的数额不够，国家显得不够慷慨。这时，袁世凯提出了八百万两的方案，获得了各方支持，最终成为最终确定的预算。然而，即便如此，这笔资金依然未能让舆论完全满意。有人指出，若以节省开支为唯一标准，忽视考察的真正目的，可能导致考察效果大打折扣。尤其是四位大臣必定会因资源不足而感到遗憾，无法深刻调研政治，无法挽救中国的困局。

6月14日，朝廷宣布，将会有更多人员参与此次访问，这一消息在民间引发了强烈反感，许多人认为此次出国考察背后隐藏着立宪的政治图谋。随着研究资金和筹集渠道逐步明确，户部和外务部于6月21日分别联系了袁世凯、周馥、张之洞等总督，希望他们能够率先筹集资金，并特别强调此次的资金需求是紧急且必要的。

这一筹资行动在各省间迅速展开，直隶、江苏、湖北三省的官员均承诺提供资金，每省捐赠十万两白银。各省的捐款数字参差不齐，福建、广东、浙江等省捐款金额较为丰厚，达到了八十万两。各地总督和官员纷纷表示支持，声称将全力以赴保障资金到位。然而，一些行动较慢的省份，尤其是直隶和湖广，未能及时完成捐款，最终在朝廷的督促下，才勉强凑齐了资金。

清政府的做法显示，尽管表面上各省有认解权，但实际上这一举措是朝廷对各省资金的一项强制摊派。各省同意的数额，实际上是由总督协商决定的，而非自主决定的。最终，各省所提供的捐款总额达到八十万两，而这一数字正好符合清政府的预期。然而，关于此次资金的具体安排，清政府并未给出明确的时间表，整个过程中充满了拖延与推诿。

这场资金筹集的行动并未如预期那般顺利，虽然各地的总督和官员已经参与，但具体的款项仍存在缺口。出国代表团的行程因此被一再推迟，直到最后才得以成行。在这过程中，外务部和户部将所有筹集到的资金集中到上海，并将其转化为英镑，方便官员携带。随着资金的最终到位，五位部长终于可以启程，但由于各省的捐款存在差异，资金筹集的速度和态度也各不相同，暴露了清朝地方财政的脆弱性。

此次出国考察团的旅行，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外交访问，更是一次带有强烈政治目的的行动。通过资金的筹集和使用，清政府展现了其在财政管理上的不成熟与矛盾。尽管资金短缺、计划拖延，但这次历史性的访问仍然最终得以实施，为中国的现代化改革之路铺垫了某些基础。然而，这背后也隐藏着许多深层次的政治与财政问题，成为清朝衰败的一个重要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