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根据《历代战争年表》的统计，战火频繁，前后大约发生了380次战争。其中，郑国直接遭受的战争就多达80次。细细翻阅整部春秋史，每当诸侯争霸的序幕拉开，郑国的身影总会浮现出来。可惜，它常常不是胜利者，而是被暴击的对象。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郑国本性好战呢？答案是否定的！这一切的根源，其实与郑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息息相关。作为西周时期建国较晚的国家，郑国的最初封地并不在如今的新郑，而是位于今天陕西的华县。

从地图上看，这一位置清晰地揭示了郑国的战略角色：镐京东部、函谷关西侧的郑国，作为周朝东大门的守卫，与西虢（宝鸡地区的小虢前身）一道，被视为周王最可靠的臣属。首任国君郑桓公虽是西周末代君王幽王的父亲宣王的兄弟，但这位开国之君眼光独到，他预见到幽王时期朝政的混乱，担心城门失火，池鱼受灾，于是早在犬戎攻破镐京之前，就将百姓与财物暂时迁往东边的新郑，也就是后来的东虢和郐所在之地。

随着周平王东迁，郑国的地理策略发生了变化，有些人甚至称其为鸠占鹊巢。对于郑桓公为何选择新郑，《国语·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中已有详细论述，史伯的远见卓识令人叹服。不过，本文重点仍然在于东迁后的郑国所处的战略地位。

春秋前期，争霸舞台上最活跃的四大国是齐、秦、晋、楚。秦国虽有争霸之志，却因函谷关的阻隔，被晋国牢牢限制在西部边陲。崤之战后，秦国的目光只能投向陇西与北方的戎狄。四大国中，楚国自西周开国以来便被视为外姓，却也是最具扩张雄心的实力派。长达数百年的北上扩张，让楚国的韧性令人震撼，北方的华夏诸侯无不感到寒意袭人。因此，除了春秋初年的戎狄肆虐，楚国的北上威胁才是华夏诸侯最深切的祸患。

整个春秋史，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华夏诸侯不断抵御楚国北上进攻的历史。衡量诸侯是否具备称霸资格的首要标准，就是能否痛揍楚国。先是齐桓公，继而是晋文公，以及晋文公之后的晋悼公、晋景公，无一例外。因此，身处战略十字路口的郑国，不得不卷入这场波澜壮阔的争霸漩涡。虽然郑国与宋国一样位于中原腹地，但在黄淮海广袤平原上，宋国的位置显得次要。郑国的重要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接近周王室所在地洛阳，二是掌控通往洛阳的要道虎牢关。此外，郑国还控制黄河中下游及济水沿岸的关键渡口——延津。这些渡口是华北平原南下的重要通道，对兵力调动和物资运输至关重要。

楚国北上主要有两条路线。其一，从郢都出发，沿汉水北上，经襄阳进入南阳盆地。南阳盆地两侧被伏牛山与桐柏山夹持，中间的丘陵出口——即方城隘口，正是北上中原的必经之地。几乎所有北上的楚军和商旅都沿此路径，历史上称为夏路。出方城隘口，便进入郑国地界。自此向北，经宋国、齐鲁腹地至秦沂山脉，地势平坦，河流仅作为军队补给之用。这条路一旦掌握，楚军既可通过郑国渡过延津北上，又可经虎牢关窥探洛阳。

楚国北上的另一条路线是从方城夏路向东，经汝水、颖水，穿陈都宛丘（今睢阳），经过宋都商丘，最终抵达鲁、齐。虽然郑国和宋国都处于中原，但在春秋前期的争霸格局中，郑国的战略价值更高。

晋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在山西南部，其南下中原的必经之路有三：茅津渡、孟津渡和延津。茅津渡在今平陆县，对岸是东迁后的西虢南虢所在地。穿越茅津渡后，还需翻越崤山，最终抵洛阳，再经虎牢关至郑国。孟津渡在今河南孟津县，是东周洛阳北门，历来承担诸侯会盟与出兵勤王的职能。而延津渡则最受晋国青睐，因为一旦通过延津，晋军可以直接进入中原腹地，获取郑国补给，或直接围攻郑都新郑。 因此，对于晋楚双方来说，掌握这一关键地段至关重要。楚国控制郑国，不仅可作为北方屏障，也可阻碍晋军顺利入中原；反之，若郑国失守，楚国需增派兵力防守夏路，兵力投送效率大幅下降。春秋史上，楚军围攻宋国往往先确保郑国安全，确保补给与交通畅通，否则若遭晋军封锁方城夏口，楚军后路断绝，后果不堪设想。更何况，郑国毗邻王室，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春秋时期及后世都屡见不鲜。

春秋初期，郑国与楚国之间存在众多缓冲国。经过郑桓公、郑武公、郑庄公三代发展，郑国在春秋早期曾有小霸之名，军力不容小觑。晋楚两国虽势均力敌，若迫使郑国倒向一方，无疑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然而，郑国的后继君主既缺乏曹操般的谋略，也无朱温般的武功，一旦与周王室决裂，失去天子庇护，对于原本险要有限的郑国而言，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