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里，我们讲到，由于古墓被盗，一份南宋文书穿越了八百多年，突然出现在现代人的眼前，震惊了整个考古界。这份文书记录的是南宋官二代徐谓礼的仕途轨迹，一生的官阶变迁宛如一幅清晰的仕途图。徐谓礼年纪轻轻便负责管理今天杭州量料院的审计或仓库事务，职位虽小，约相当于副科级的主任，但他却打小算是京官出身。九品官阶看似微不足道，但对于刚入仕途的年轻人而言，却是迈向前途的重要起点。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得从宋朝灭亡的几大弊端谈起——冗兵、冗费和冗官。所谓冗官，说白了就是官员人数过多，政府开支庞大，财政压力巨大。许多冗官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和能力，无法高效履职，政务效率低下，严重拖慢了国家决策和执行。而一些冗官为追逐个人利益，甚至借职权贪腐，使朝政愈发混乱。这其中与科举制度、官员多层级以及职权过度分散重叠息息相关，而荫子制度更是功不可没。简言之，荫补，即官员子弟凭父辈功勋或职位直接获得官职的制度。

举个例子，根据史料，宋神宗实行元丰改制前，侍御史以上的文官均可荫子；改制后则必须卿大夫从六品以上，方有资格荫子。皇帝嫔妃、公主亲属亦可通过荫补获得官职。徐谓礼，正是这种制度的最大受益者。然而，这种赤裸裸的特权，几乎没有限制，必然带来严重后果。南宋疆域虽小，实际需要的官员有限，但科举考试未停，荫子泛滥，官员数量远超职位，形成僧多粥少的困局。

为应对这一问题，朝廷推行了冗官待阙制。所谓阙，即在职官职缺额。许多职务早已安排后任，获得任命的官员只能排队等待前任退位或去世才能上任。这看似荒诞，但却是南宋直至灭亡也无法解决的顽疾。南宋官员晋升路径亦复杂：一类是在地方和军队任职的选人，官阶低但有实权，需经历三任六考的漫长晋升过程；另一类为京朝官，在中央政府任职，参与政策制定、财政管理、司法监督等，相对晋升容易。京朝官又分升朝官和京官，前者可上朝议政，后者常驻京城，但也可能外派。

听起来复杂得令人头晕，但这正体现了古代公务员制度的精密与繁琐。徐谓礼虽仅是杭州量料院的承务郎，从九品副科级小官起步，却属于京官，实职在手，不必苦等三任六考，晋升途径畅通无阻。通过转官，他几年后升为承奉郎，顺利从副科升至科级，还曾担任南京溧阳县知县，兼管劝农营田事务，相当于今天的县长兼农业局长，晋升之势可谓顺风顺水。

文书的开篇，皇帝以谦逊之辞作为引言：朕寅御路朝，袛受神宝——百年之久，焕焉复还。思与海内共之。并进一阶。直译过来便是：朕在早晨路上朝拜，敬畏地接受神宝，光彩照人地归还。我思考如何与全国人民共享荣耀，因此将此人提升一级。这段文字不仅展现皇帝的威仪，也为徐谓礼的仕途加上了神圣的注脚。

正文部分详细描述徐谓礼的学识、人品及政绩，行文以双句为主，讲究对仗工整、声律和谐，华丽的辞藻和典故让现代读者读起来颇费脑筋。结尾部分固定格式为：奉敕如右——意即如右所述，执行命令；下方续写牒到奉行，意指皇帝的旨意已生效，各级官员必须遵照执行。整个程序体现了古代文书制度的严谨与程序化。

在徐谓礼仕途上，还涉及南宋特有的祠禄制度，最早源于唐代宫观使制，意在给高官一种福利政策，既无实职又能领取俸禄。徐谓礼年轻时曾因仕途不顺主动归隐请祠，以退为进，避免被小人陷害，同时获得清闲。这种祠禄制度虽为个人提供了退路，却也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

文书中还记录了对官员的考核情况，相当于现代的年终绩效评估。徐谓礼在吴县的考核表中，详细记录了税收、粮食、丝绸等征缴情况，每一笔清晰标注已纳足或见催无，显示考核核心仍以经济收支为中心。此外，地方人口数量亦列入考核，体现了人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值得一提的是，徐谓礼所在南宋，即便战事频繁，其考核指标仍沿用宋太祖时期的数额，体现了典型的原额主义。

最终，徐谓礼虽仗着有人脉重返官场，从19岁承务郎一路干到泉州提举市舶兼知事，相当于主管海内外贸易的地方一把手，但在正式上任前突发急病去世，以从六品县处级官员身份，结束了长达三十年的南宋公务员生涯。他的文书和印纸记录，既是官员档案，也是绩效考核表，核心仍以经济建设和人口管理为中心，显示出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严谨与务实。

奉敕如右 牒到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