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六月，正当明军大将傅友德、沐英率军在云南展开艰苦作战之际，他们收到了明太祖朱元璋亲笔所写的书信。信中，朱元璋先是肯定了将士们的卓越功绩，对全体官兵表达深切慰问；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对战事拖延不决的深切忧虑，以及对明军将士辛劳与牺牲的无尽心疼。明太祖在信中写道：贵州都司文书至京师，知盘江道路尚未通行，兼说目下并无升合口粮，不期如此艰辛。（《明太祖实录》）如此沉重的文字，让人不禁追问：究竟是怎样的战事，让久经沙场的朱元璋也深感焦虑？明军将士们又经历了怎样的困境，以至于明太祖要为他们叹息连连？这一切，都要从五年前明军远征云南的征程说起。 剑指云南 在将元朝皇室驱逐至大漠之后，明太祖便开始谋划消灭散布在各地的元朝残余势力，力求尽快统一天下。在先后攻下辽东、四川，并迫使高丽臣服之后，云南成为了大明下一步的目标。当时，盘踞在云南的势力主要是梁王集团和土酋段氏。梁王家族自元朝起便统辖云南，以昆明为统治核心，名义上奉元朝正朔，实际效忠北元；而土酋段氏掌控大理一带，虽名义上臣服北元，却保持半独立状态，并与梁王政权时有冲突。起初，明太祖尝试以和平手段解决云南问题，多次派遣使者前往谈判，但均遭杀害。如此挑衅，迫使朱元璋最终决定以武力征服云南。

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初一，明太祖任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率领30万大军征伐云南。根据朱元璋的战前部署，傅友德将大军分为两路：北路由郭英、胡海洋、陈桓等率领5万兵力，由永宁（今四川叙永）进军乌撒（今贵州威宁），此地处滇、川、黔三省交界，为军事要地；东路由傅友德亲自率领大军自辰州（今湖南沅陵）、沅州（今湖南芷江）出发，直攻普定（今贵州安顺）、普安（今贵州盘县）。北路先行，意在疑兵示敌，从而为东路主力进军减轻压力。 曲靖鏖兵 如明太祖所料，北路军刚入贵州，云南守军便全力防守北线，为明军东路创造了绝佳机会。傅友德身为名将，深知兵贵神速，他毫不迟疑，迅速攻下普定、普安，当地罗鬼、苗蛮等部落震惊之余，纷纷献上牛羊粮米，表示臣服。随后，明军马不停蹄，仅用四天便行完原需七日的路程，于十二月十六日借大雾抵达曲靖东北的白石。此时，镇守云南的元朝末代梁王匝剌瓦尔密才得知明军逼近，急令平章达里麻率领10万主力驰援，意图在曲靖决战。

曲靖位于云南东北，自古为入滇门户，战略地位至关重要。达里麻抵达白石，隔江望见明军声势浩大，急派精兵扼守江岸。傅友德采纳沐英之计，正面佯攻，同时暗派奇兵从下游渡江，绕至元军后方，在山谷间树旗鸣鼓。元军误以为后方受袭，惊乱不已。沐英趁机率军强渡白石江，挥军大进，一举击溃元军阵列，俘虏达里麻及两万余人，顺利占领曲靖。 明军占领曲靖，既扼住云南咽喉，又打开进军昆明的道路。傅友德遂将东路军分为两部分：蓝玉、沐英率一部直取昆明；傅友德亲率另一部策应北路。十二月二十二日，梁王得知曲靖失守，仓皇逃往晋宁州（今云南晋城）。北路郭英也抵达乌撒，与当地土酋对峙。天降大雨，河水暴涨，郭英鼓舞士气，指挥官兵伐木造筏准备渡河。傅友德军随后抵达，当夜，两路明军利用夜色掩护，强渡赤水河，出其不意发起攻击。土酋军难以抵挡，大败而走。傅友德、郭英夹击之下，滇北地区迅速平定。梁王绝望，自缢而死。随后，元右丞观甫保出降，蓝玉、沐英整军入昆明。

大理告破 傅友德率军会师昆明后，再次分兵，两路如利剑直刺滇南滇西，进取大理。沿途，明军势如破竹，当地蕃部不敢迎战，纷纷投降。大理城下，苍山如屏障，段氏以五万兵力固守险关。沐英亲率大军攻城，久攻不下，损失严重。见强攻无果，他果断变阵，派精兵割裂关隘，使段氏首尾不得相顾，同时从关背后山路摸索入侵，并树旗扰敌。黎明时，山上明军放炮，段氏军惊愕不已。沐英一马当先，猛攻城头，众将士紧随，两面夹攻，不多时便攻下上、下两关，杀入大理城，生擒段氏，云南遂平。 焦头烂额 然而，明军没料到，云南战事只是万里征程的第一步。初时，土酋畏于明军兵锋，纷纷归顺，但他们久居一方，心中不甘束缚，不久便蠢蠢欲动。明军推进过快，主要精力放在梁王与段氏上，未能驻兵各地，也未有效管理归顺蕃部，为土酋反叛留下空间。洪武十五年，乌蒙、乌撒等地叛乱，迅速波及滇北及黔西南。傅友德、蓝玉、沐英被迫离开昆明、大理平叛。至七月，叛乱勉强平定，但昆明土酋趁机集结二十万围城，明军不得不从滇北回撤解围。前脚离开，滇北各蕃部再起反旗，使明军疲于奔命，四年多的平叛战争持续至洪武十九年，才有了开篇朱元璋来信的背景。 面对困局，明太祖指示傅友德、沐英等人，既要守住城池，更要努力开展对土酋的工作。对顽抗者，不急于攻破，可扼控其交通，设卫所戍守，保障粮道通畅。待粮秣充足、敌军士气低落，再发兵征讨，必可获胜。 良策出台 为彻底解决云南问题，洪武二十年（1387年）十月，明太祖调长兴侯耿炳文率山西、陕西兵马五万六千入滇。十一月，又命普定侯陈桓、靖宁侯叶升带本部官兵入滇，统一受沐英节制，大规模屯田，兼修驿道，保障公文与粮草调配。除此之外，还招募盐商在云南各地经营商屯，规定粮米上交1石8斗至3石者，给予安宁盐200斤，以调动屯田积极性。沐英还组织江西、两湖无地农民二百余万入滇开垦荒地，政府提供资金、种子、农具，实行民屯。

屯田广泛开展，明军粮草得到保障，减少对蕃部依赖，各蕃部对明朝好感增加。大量汉民及汉军家属入滇，与当地百姓杂居，一方面带来先进农业技术，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汉族耕织生活方式逐渐被接受，推动民族融合，使政府民政管理深入云南，加强对地方控制。因此云南地区发展空前，局势逐渐稳定。 令人意外的是，这一政策不仅影响明朝后世统治者，清朝亦沿用。清代人口激增，统治者继续大规模移民屯田，云南亦不例外。平定三藩后，清廷组织大量流民开垦土地，推动当地经济、文化、生产方式发展，加强内地与边疆联系。尤其民屯比例增大，军屯比例下降，明朝军管体系逐步废止，原明代都司卫所等军事机构被州府县取代，为后来的改土归流创造条件，使云南与内地紧密相连，不再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