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布,这位秦末汉初的英雄人物,身上带着浓烈的个性色彩,勇猛而果敢,堪比韩信。他的名字与战场紧紧相连,尤其是在巨鹿之战中,如果没有英布率领先锋军奋勇杀敌,击溃章邯军,项羽恐怕也难以渡河成功。当时英布麾下大多是百越之人,因此许多史学者认为,巨鹿之战的胜利中,百越军功不可没。除了英勇善战,英布身上还有一层复杂的色彩——他先后背叛了项羽和刘邦,这一历史轨迹让他显得更加立体而矛盾。 传统史书往往把巨鹿之战的功劳完全归于项羽,认为是他破釜沉舟、力挽狂澜。然而,无论《史记》还是《汉书》,都明确记载了一个事实——项羽渡河是建立在英布多次率军击败章邯的基础之上。所谓的破釜沉舟,更像是战前的总动员,而非单凭一己之勇。《汉书·英布列传》写道:及籍杀宋义河上,自立为上将军,使布先涉河,击秦军,数有利。籍乃悉引兵从之,遂破秦军,降章邯等。楚兵常胜,功冠诸侯安,诸侯兵皆服属楚者,以布数以少败众也。而《汉书·项籍列传》也记载: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人渡河救巨鹿。战少利,陈馀复请兵。羽乃悉引兵渡河。从这些资料可以清楚看出,项羽真正率主力渡河时,战局已然对楚军有利,而那场以少胜多的战绩,更应该归功于英布率领的百越军,而非八千子弟兵。换句话说,巨鹿之战的辉煌,并非单属于项羽,而是英布和项羽的双雄合力。
支持英布勇猛的另一个依据是他与项梁同时被封君,比项羽更早。史书记载:项梁至薛,闻陈王定死,乃立楚怀王。项梁号为武信君,英布为当阳君。巨鹿之战中,英布和项羽形成了互补的主将—先锋模式:项羽统筹全局,英布冲锋在前,这种合作模式不仅在巨鹿之战中奏效,在刘邦派军守函谷关时,英布也成功先行突袭攻破关隘,验证了这一战术体系:至关,不得入,又使布等先从间道破关下军,遂得入。 然而,正是这种并肩作战的关系,也埋下了日后英布与项羽决裂的伏笔。英布最初投靠项梁时,双方的力量对比并非上下级,而是盟友性质。项梁死后,楚怀王封宋义为上将军统辖项羽、英布等部,但项羽刺杀宋义,自立为假上将军,楚怀王不得不封项羽为上将军,同时划定英布归属项羽,从此英布从独立盟友变为项羽部下。秦灭之后,项羽为西楚霸王,英布为临江王,英布再次从部下回到盟友角色,这种身份的转换,暗示了两人之间地位的微妙变化。 当项羽要求英布率军攻打田荣时,双方对平等与服从的理解出现分歧。英布视自己与项羽同为诸侯王,派兵相助理应有利益回报,否则便是贬损自身地位;而在项羽眼里,英布仍是入关前的部下,应无条件听从命令。彭城战役中,英布拒绝援助项羽,也显示出两人对权力与义务认知的冲突。随何劝说英布投靠刘邦时,信口承诺的土地分封,正是击中英布利益诉求的关键——他选择有好处者,结果发现,所谓分封不过是权宜之计,白忙活了一场。 英布背叛刘邦的原因,更是源于野心。刘邦时,他获得了如汉王居的待遇,但刘邦称帝后,英布仍只是诸侯王,他自然萌生了称帝的念头。史书记载薛公认为英布因韩信、彭越之死而自保,但英布自己的话更清楚地表明:背叛的核心是欲为帝耳。萧何、夏侯婴对英布的信任也佐证了这一点:英布既非贪生怕死,也非谋反不当之人,而是在特定环境下被迫采取行动。薛公为刘邦提出应对英布的上中下策,显示出当时对局势的谨慎评估:上策是夺取边远之地固守,并与燕赵结盟;中策是争夺富庶之地以求胜;下策则是消极防守。薛公认为英布短视只图眼前利益,但从英布自己的行动和言辞看,他在战略上具有清晰判断,背叛的发生,是由于告发书打破了他的部署,太子党出乎意料的决定打乱了他的计划。英布不是缺乏大局观的人,只是环境逼迫下不得不采取行动。 综上所述,英布的历史定位应当被重新评价:巨鹿之战中,他率百越军以少胜多,功不可没;他对项羽的背叛,是争取平等待遇的合理行为;他背叛刘邦,根本动机是称帝而非单纯自保;他并非盲目谋反,而是因告发与政治环境被迫而行。英布这一切行动的核心逻辑,是平等与权力的追求——既能当王,何以不能当帝?若非历史的意外,英布的称帝梦未必只是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