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洪秀全率军攻下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随后将其定为都城，号称天京。他的第一件事便是率领文武百官前往明孝陵进行祭拜。洪秀全跪地痛哭，自称不孝之子，哀叹中华危在旦夕，又声称自己已经征服江南各省，不久将北上讨伐，希望朱元璋的在天之灵能够保佑他的事业成功。洪秀全如此举动，意在向世人昭示：天平天国才是中华正统的继承者。

五百年前，朱元璋也曾在应天称帝，面对周围割据势力：长江上游的陈友谅，长江下游的张士诚，东南邻方国珍，南方有陈友定。朱元璋最为强敌的无疑是陈友谅与张士诚。1360年，陈友谅发动进攻，企图统一江南，而1363年的鄱阳湖大战，朱元璋一举击败陈友谅，次年攻下武昌。随后在1367年，朱元璋又将张士诚斩于马下，从而实现了江南的大一统。

朱元璋出身寒微，家境贫困，是典型的贫雇农家庭，幼年父母双亡，被迫出家为僧以求生计，参加红巾军之前，生活极度艰难，常常一餐不果腹。相比之下，洪秀全出身至少中农家庭，并且受过一定教育，虽未能科举成名，但能教书谋生，温饱问题无忧。

同样的底层出身，同样占据江南，为何朱元璋最终统一天下，而洪秀全却败于南京？事实上，洪秀全的出身比朱元璋优越许多，他无需忍饥挨饿。然而历史的残酷在于，蒙古人占领中国百年，虽是外族统治，却逐渐理解政权的重要性，也明白自己难以长久统治，因此对农民起义军并未深恶痛绝，最终选择退回草原。

江南在清朝时期是财政命脉所在，太平天国若要建立和巩固根据地，远非朱元璋时代那般拥有相对稳定的环境。朱元璋时期，群雄割据，彼此牵制，为他提供了巩固政权的时间。清朝统治数百年，已由游牧民族转化为农耕文明，对农民起义军痛恨入骨，不容丝毫妥协，拼死保卫政权。这也让朱元璋比洪秀全幸运得多。

从战略上看，朱元璋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每得一地便稳固治理，建立了完善的屯田制度，使领土稳步扩大，几乎没有得而复失的情况。

反观太平军在定都南京前，多采取流寇式行动：夺取武昌尚可理解，但占领下游重镇后不加巩固，导致清军迅速在江南江北布下重兵，如同铁钳一般牢牢钳制天京，这对太平天国的战略行动形成严重制约，后果不堪设想。

朱元璋北伐的成功，依托于南方广大地区的稳固基础。彼时元王朝腐败不堪，内部纷争不断，朱元璋采取稳扎稳打的战略部署，由徐达、常遇春两位将领率二十五万大军北上，先定山东，再清理河南屏障，步步推进，最终稳固天下。

洪秀全的北伐则完全是轻率和自负的产物。他下达的第一个指令是：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毋贪攻城夺地以磨时日。仅两万人的部队便要疾速攻占经营两百年的都城，无异以卵击石。随后，他又下令在天津附近滞留数月以待援军，结果援军未至，清军四面围堵，最终全军覆没于山东。 朱元璋虽出身贫寒，但自幼好学，研读四书五经，受儒家思想熏陶，与儒士建立共同语言，这为他笼络知识分子、赢得民心提供了思想基础。每到一地，他都访贤下士，软硬兼施，将当地名士收罗麾下，从而稳固政权。其军事才能，在古代帝王中堪称数一数二。

洪秀全的失败部分源于狭隘的地方主义，他核心圈子多为广西老乡，仅有洪仁诰因王族身份才能加入。两湖三江的儒士才子，哪怕有刘基之才，也难以进入洪秀全阵营。洪秀全倡拜上帝，得罪儒生；推行土地改革，触怒地主；教义离经叛道，连西方列强也未给予支持。

朱元璋虽为文盲，但他周围有众多读书人作为谋士，且能听取意见。所谓高筑墙，广纳良，缓称王的战略，正是由这些知识分子献策。洪秀全则恰恰相反，他最痛恨有学问的读书人，尤其是有功名者；太平军所过之地，文庙常被焚毁，孔子是他最憎恨的象征。

洪秀全起步虽快，但缺乏朱元璋那份雄心与统筹全局的能力。纵使手握好牌，最终仍败于历史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