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降，学术界围绕“共产主义小组”名称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主要涉及该名称是否是历史原名、最早出自何处、有关文献为何使用该名称、它又是如何流传开来的、继续使用是否合适、中共早期组织的历史原名等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讨论，学术成果丰硕，各种观点纷呈。有些问题已经形成或基本形成共识，如“共产主义小组”不是历史上的原名，“共产党早期组织”代替“共产主义小组”上升成主流观点等。已经形成或基本形成共识的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因为“共产党早期组织”也不是历史上的原名。有些问题仍存在较大分歧，研究成果相对比较薄弱，如中共早期组织的历史原名。中共早期组织名称问题，是一个需要学术界继续关注的问题。

关于中共早期组织的名称，在一个时期曾流行着“共产主义小组”的叫法。20世纪70年代末以降，学术界从质疑“共产主义小组”名称始，展开了对中共早期组织名称问题的持续讨论。讨论主要涉及该名称是否是本名、该名称最早出自何处、有关文献为何使用该名称、它又是如何流传开来的、继续使用是否合适、中共早期组织的历史原名等问题。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进行评析。

一、“共产主义小组”是否是本名

最早对“共产主义小组”名称提出质疑的学者是沈庆林。他在1979年即撰文认为，“共产主义小组”名称是后人所赋予的，当时没有这样统一的名称。稍后，任武雄、刘昌玉、王来棣、曹仲彬等先后撰文，均持此说法。主要依据可归纳为：（1）1920年11月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已明确定名为“中国共产党”。（2）1920年11月《共产党》月刊创刊，鲜明地举出“共产党”的大旗。（3）李达、罗章龙、刘仁静、朱务善、包惠僧、吴德峰等当事人说，当时没有“共产主义小组”名称。（4）历史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没有使用“共产主义小组”名称，使用的是“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和“各个地方小组”。持此说法的还有柳建辉、郑雅茹、杨斌、陈明显、沈建中、唐踔等一批学者。党史著作也开始采用此说法。这些著作在使用“共产主义小组”名称时，一般以注释的方式作出说明：这些组织的名称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或“共产党小组”，后来被通称为“共产主义小组”。2001年，《中国共产党简史》没有沿用“共产主义小组”这一过去流行的名称，此后，权威党史著作不再使用“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这反映了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共识。不过，仍有不少人习惯地沿用着“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

“共产主义小组”不是中共早期组织的本名，笔者不持异议。但对这是后人赋予的说法，则不能苟同。对此问题，笔者将在下文作专门讨论。

二、“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最早出处

关于“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最早出处，主要有以下观点：（1）曹仲彬、苏杭认为，是列宁和共产国际，时间是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2）沈建中认为，是共产国际远东部书记索科洛夫1921年4月21日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最早使用该名称的中国共产党人是陈潭秋。（3）田子渝等人认为，是1921年张太雷和瞿秋白向共产国际“三大”提交的书面报告。（4）杨永红认为，是“一大”文献《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两份材料，时间是1921年7—8月。（5）唐踔认为，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利金1922年5月的报告。持此观点的还有刘宋斌、姚金果等。（6）李俊新认为，是1922年7月马林的报告，1926年葛萨廖夫又对它作了进一步的表述。与此观点相同或相似的还有华雯、祝彦等人。（7）任武雄、刘昌玉认为，是1926年葛萨廖夫的《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持此观点的还有柳建辉、郑雅茹、周子信。但据周尚文等人考证，葛文系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搜抄苏联驻北京使馆后没收的一批文件之一，1928年张作霖以宣传品形式将其收集在《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一书中印发，其中第五册收录该文中译本，但全文未出现“共产主义小组”的称呼。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编的《党史资料》第7期上又从英文版转译了葛萨廖夫的全文，其中将“机关之组织”译为“共产主义小组”。鉴于50年代“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已被普遍接受和流行，故译者从英文转译时可能直接用了这一名称。（8）沈庆林认为，是1936年陈潭秋的《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持此观点的还有王来棣、周尚文、杨斌、陈明显等。

上述八种观点，因提出的时间较早，当时能看到的资料有限，均存在不准确之处。这里略呈管见。其一，应将“共产主义小组”概念的提出者与最早将中共早期组织冠以“共产主义小组”名称者区分开来，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最早出处应该是指后者。也就是说，列宁和共产国际是“共产主义小组”概念的提出者，但却不是将中共早期组织冠名“共产主义小组”者。其二，张太雷向共产国际“三大”提交的书面报告，实际是由张太雷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共同起草的，瞿秋白应该没有参加报告的起草。其三，《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的“共产主义组织”，与“共产主义小组”有所同亦有所不同，应该具有“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小组”的双重含义。其四，“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使用，有严格的时间范围，即指“一大”前的中共早期组织。1922年5月20日利金报告和同年7月11日马林报告中的“共产主义小组”，不是专指“一大”前的中共早期组织。其五，共产国际有关档案中称中共早期组织为“共产主义小组”，最早应出自1921年1月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的一份报告，该报告称维经斯基是“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全部工作的‘灵魂和组织者’”。因笔者没有条件查阅该报告原文，不能肯定报告中的“共产主义小组”就是指中共早期组织。稍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公布被邀请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名单（初步的名单）》中，又出现了“共产主义小组”名称。该名单中被邀请的中国组织，除了“社会主义党左派”外，就是“共产主义小组”。该文件所邀请中国之“共产主义小组”，当指中共早期组织。因为后来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国代表，除张太雷、俞秀松所代表的中共早期组织外，就是中国社会党代表江亢虎。该文件没有标出发布时间，但根据江亢虎1921年4月24日离开北京赴俄的情况来推断，当在索科洛夫4月21日报告之前。另外，1921年7月在莫斯科，先后召开了共产国际“三大”和少共国际“二大”，而少共国际致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邀请书的时间不会迟于1921年3月。既然共产国际“三大”开会的时间早于少共国际“二大”开会的时间，按常理，决定召开共产国际“三大”及发布有关文件的时间也不应迟于1921年3月。这两份文献，没有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其六，中国共产主义者最早使用该名称的是张太雷。

通过对“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最早出处问题的讨论，不难发现，该名称不仅最先出现在中共创建时期的共产国际有关文献中，而且使用的频率很高。既然“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使用不是孤立的个别现象，误用或套用的问题应该不存在，后人赋予或强加的问题也应该不存在。后来葛萨廖夫的《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米夫的《英勇奋斗的十五年》，应该是沿用了“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这一情况说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确是“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作祟”者或始作俑者。

三、有关文献使用“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原因

那么，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为何要给中共早期组织冠以“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也就是有关文献为何要使用“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问题。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1）是误用或错用。柳建辉、郑雅茹认为，有关著作和文章按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惯例，在没有弄清中共早期组织原始名称的情况下，即把党的“一大”前的组织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或马克思主义小组。曹仲彬、苏杭认为，是马林错用、葛萨廖夫混用、陈潭秋沿用了“共产主义小组”名称。（2）对中共的轻视。沈建中认为，共产国际不仅轻视中共早期组织，而且轻视诞生后的中国共产党。唐踔认为，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贬低中共早期组织，旨在突出共产国际在帮助中共创建中的作用。

对这两种观点，笔者均不能苟同。其一，指导和帮助中国建党，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中国开展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从上海早期组织的发起创建，到中共“一大”的成功召开，都与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参与有关。维经斯基来华工作所取得的最重要工作成果，就是催生了中共早期组织。对中共的肯定与否定，与对其在华工作的肯定与否定是一致的；对中共早期组织的轻视，就等于对维经斯基在华工作的否定。其二，不存在误用或错用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共早期组织的认知，而这种认知又与俄共（布）建党经验以及由此形成的对华工作思路有密切联系。俄共（布）建党经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或马克思主义小组，然后通过召开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会议的方式来宣告党的成立。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正是带着俄共（布）建党经验来中国开展建党工作的，这在1922年5月20日利金报告中说得十分清楚。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看来，“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最准确地表明了这些组织的性质”。

四、“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流传

关于“共产主义小组”名称是如何流传开的，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沈建中认为，1922年5月利金报告对“共产主义小组”所作的详尽描述，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此后便传播开来。（2）任武雄、刘昌玉认为，1936年陈潭秋的回忆文章和米夫的《英勇奋斗的十五年》对“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使用，以后党史讲义和文章就沿用了这个名称。与此观点相同或相似的还有沈庆林、王来棣、曹仲彬、柳建辉、郑雅茹、华雯等人。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所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亦持此观点。后来曹仲彬又修改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陈潭秋是“一大”代表，纪念文章又发表在权威刊物《共产国际》上，从此“共产主义小组”名称开始在国外传开了。（3）杨斌、陈明显则认为，“共产主义小组”名称广为流传，源自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持此观点的还有李维民、周子信、祝彦等。

笔者认为，“共产主义小组”名称流传开来，经历了一个过程。共产国际有关文献中最早使用“共产主义小组”名称，又因这些文献所具有的无可置疑的权威性，这在客观上起到了给中共早期组织定性的作用，对后来的流传产生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由于一个时段接触、了解这些文献的人极少，“共产主义小组”名称尚不为人们所知晓，自然谈不上流传开来，这或许是早期党史著作没有使用“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一个重要原因。1936年陈潭秋的回忆文章采用了“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因此时陈潭秋正在莫斯科，应该有条件查阅共产国际有关文献，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由于陈潭秋“一大”代表的特殊身份，其回忆文章对后来“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流传，无疑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由于陈文发表在海外，能够看到陈文的人应该也不多，“共产主义小组”名称也就不太可能由此流传开来。至于在国外传开了的说法，可能也谈不上。当时能看到并关注陈文的，除中共驻共产国际有关人员外，主要应该就是俄国人，而俄国人显然更容易相信此前共产国际有关文献中“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记载。1951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使用了“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此后，“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便广泛流传开来。

关于“共产主义小组”名称是如何流传开的，研究者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即“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在胡乔木文章发表后才流行开来的，但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细节，即胡乔木在文中的相关说法，反映的是党的领导层特别是毛泽东在此问题上的看法。这不仅因为胡乔木一文发表之前由毛泽东定稿，更因为毛泽东早在1945年关于“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中，就明确使用了“小组”“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不过，毛泽东这篇讲话在1981年公布前，并不为一般党史工作者所知晓，李达、施存统等当事人对“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否定，就间接说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小组”名称流传开来，毛泽东关于“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但真正的流传应该发生在胡乔木的文章发表之后。

五、继续使用“共产主义小组”名称是否合适

关于继续使用“共产主义小组”名称是否合适，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不应再继续使用，质疑“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学者基本持此观点。在1999年12月举行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一致呼吁，必须纠正“共产主义小组”名称，因为它与历史实际不符。主要理由可归纳为：（1）它没有反映出中共早期组织的共产党性质。中共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雏形。（2）它没有反映出“一大”前后党组织的关系。中共各地早期组织都是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3）用“共产主义小组”这一贬称，其目的在于贬低陈独秀，突出“一大”代表的创建人地位，是个人崇拜和政治路线斗争使然。（4）“共产主义小组”名称引起了一些混乱，“南陈北李”难道是“相约建组”？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其一，“共产主义小组”虽不是各地早期组织的原始名称，但也不是后人给起的，而是出现在中共创建期间的共产国际有关文献中。中共创建与共产国际有密切联系，中共“二大”即作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决定，并由此成了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有关文献无疑具有权威性，这亦说明与贬低陈独秀、与个人崇拜和政治路线斗争无关。其二，既然“一大”前的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雏形，说明它们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共产党组织，尽管它们名称都带有“共产党”字眼；既然是雏形组织，何以“共产主义小组”名称就没有正常反映“一大”前后党组织的关系？其三，突出强调中共早期组织的“共产党”性质，就很难解释和理解为何中共诞生于1921年，诞生的标志是中共“一大”，这应该是不少学者认为中共诞生于1920年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四，中共的创建，经历了从酝酿发起、创建到正式成立的过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难道就意味着不需要有一个过程？北京、上海先后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典型的“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组织，难道不正是“南陈北李”发起建党所采取的重要组织步骤？其五，中共各地早期组织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平行的，更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构成组织生命体不可分割的部分，其中上海早期组织处于领导和核心地位。各地早期组织的创建，是上海早期组织通过直接派人、通讯联络等方式发展起来的，是上海早期组织的发展与延伸，到中共“一大”时，共发展了北京、汉口、广州、济南、长沙和日本等6个小组，党员人数亦由最初的5人增加到53人。上海早期组织与各地早期组织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任何统一的名称都很难反映出来。“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不行，“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同样不行。

既然“共产主义小组”名称不应再继续使用，用什么名称代替也就成了上述学者讨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多数学者主张用“党的早期组织”的名称，此主张逐渐被党史著作所采用，并在2001年被权威党史著作所采用，遂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有个别学者主张采用“地方性共产党”名称，或恢复使用各地早期组织的原始名称。笔者赞同恢复使用各地早期组织的原始名称的主张，对另两种主张则不能苟同。其一，“党的早期组织”同样不是历史上的原名，且没有历史文献的依据，是地地道道被后人加上的；将上海早期组织与各地早期组织统称为“党的早期组织”，同样无法体现上海早期组织在中共创建中的发起组地位和领导核心作用，而且使用后的确发生了混乱的情况。以中国知网冠名“早期组织”的论文为例，其中有不少并不是指“一大”前的党组织，如孙会修的《旅莫支部成员的入党之路与中共早期组织建设》、曾峻的《从建党实践看中共早期组织体制的形成与特征》、马楠的《中共在浙江的早期组织与两个国民党省党部之争（1922—1926）》等。其二，“地方性共产党”的名称，既不是历史上的原名，更不能反映各地早期组织之间、“一大”前后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各地早期组织，不是地方性共产党，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上海早期组织虽诞生于上海，但不是上海地方共产党，而是中国共产党。如果各地早期组织负责人称为书记，陈独秀作为上海早期组织负责人，实际上扮演着总书记的职能。1921年4月，陈独秀任命施存统、周佛海二人为驻日代表就是明证。“一大”前后的党组织之间，既有区别，更有联系。区别仅体现为雏形与成形方面，联系则体现在同质同体方面。如同一个生命体在母体中孕育生成，经过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一个新生命才正式诞生类似。“一大”则类似一朝分娩，上海、嘉兴也因此成了中共的产房。其三，笔者赞成使用各地早期组织的原始名称的观点，即使有的地方至今尚未搞清原始名称也无关系，有的地方可能原本就没有具体名称。由于各地早期组织原始名称各异，由于有的早期组织可能没有原始名称，恢复使用各地早期组织原始名称后，各地早期组织还是要有一个统一的名称。这个统一的名称，应从历史文献中找到依据。

这里有必要就李达、施存统等人回忆中对“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否定及对“共产党”名称的肯定作一专门讨论。因为正是这种否定与肯定，成了论者关于用“党的早期组织”名称代替“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一条重要理由。笔者认为，对于李达、施存统等当事人的回忆，即使几乎所有当事人都有类似回忆，也不能完全确信。其一，回忆作为二三手资料，本身可信度就不高。其二，中国共产党是以俄共（布）为榜样建立起来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共的创建就不太可能完全亦步亦趋地走俄共（布）曾经走过的创建道路。中共创建者们在发起建党的时候，目标应该十分明确，就是要创建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制定和《共产党》月刊的创刊就是明证，这或许正是后来当事人回忆大多强调当时发起组织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共产主义小组的原因所在。其三，不少当事人可能并不知道中共创建的详情。如由李汉俊、董必武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由张国焘起草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均使用的是“共产主义组织”的名称；而由陈公博起草的《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则使用的是“共产党”的名称。这几人中，李汉俊全程参加了上海早期组织的创建活动，最了解其中的详情。张国焘因参加“一大”的筹备工作提前抵达上海，又是“一大”的主席，也不难了解其中的某些详情。陈公博1921年7月21日抵达上海，且带着新婚妻子单独住进大东旅馆，后来又带着新婚妻子游杭州而未参加南湖会议。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此次上海之行除了受命参加“一大”外，就是补度自己的蜜月。张国焘的回忆印证了这一点。显然，陈公博对详情应该是不甚了了。了解详情的人使用的是“共产主义组织”的名称，不甚了了的人则使用的是“共产党”名称，这为我们理解和把握当时党组织的名称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相反的观点认为，应继续使用“共产主义小组”名称。持此观点的，除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有关专家外，还有余世诚、李俊新、李樾等人。主要理由可归纳为：（1）历史文献有“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小组”和“地方小组”的记载。（2）“党的早期组织”也不是当时的名称，而且含义也不尽准确。（3）用“共产主义小组”名称与贬低陈独秀没有联系。（4）“一大”前的组织是党组织的萌芽、雏形，其活动内容没有超出“共产主义小组”范围，“共产主义小组”能较好地反映“一大”前后党组织之间的区别与联系。（5）各地早期组织名称不一，有的至今尚不清楚其具体名称，“共产主义小组”名称能较全面地概括各地早期组织的复杂情况。（6）在国际共运史上，俄共（布）等许多共产党均用“共产主义小组”来称建党前的组织。（7）“共产主义小组”已经沿用了几十年，已经约定俗成，成为当时组织的专有名称。这些理由，笔者部分赞成，亦有部分不能苟同。前三条在前文已有评析，这里就不再赘述。后四条，笔者均不能完全苟同。（1）各地早期组织不管名称是否含有“共产党”字眼，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共产党组织。突出体现在：其一，上海早期组织成立时，虽然起草了一个党章或党纲草案，后来又制定了作为吸收党员标准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但终归不是正式的党章和党纲，其中就没有涉及党的组织、纪律方面的规定。其二，当时发展党员没有规范的手续，“只要彼此知道或经朋友介绍是研究俄罗斯问题和搞共产主义的，遇到就约个地方谈谈，没有什么章程”。“那时，党组织刚刚成立，发展党员只要有人介绍就行，并没有其它的手续。”其三，其活动内容没有超出“共产主义小组”范围。留日学生周佛海入党后一年的工作，“就是在《共产党》上做了三、四篇文章”。其四，各地早期组织名称不一，有的不仅没有名称，甚至没有具体的组织形态。其五，有的早期组织成立之初，深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如著名的北京早期组织成立时，就混进了几个无政府主义分子，实际是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分子混合的组织。因此，认为“一大”前的组织是党组织的萌芽、雏形的说法，笔者不持异议。（2）中共创建是一个过程，有一个从萌芽到成型的过程，实际存在着从共产主义小组向共产党的演变过程。如对无政府主义分子的肃清、《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制定、党章草案的讨论等。另外，各地早期组织的发展亦不平衡，有的组织结构完备、各种活动能正常开展，如上海、北京两地的组织，已基本具备共产党的性质；有的组织结构尚未完备、各种活动未能正常开展，如旅日、旅法组织，还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共产党的性质。因此，认为“共产主义小组”能较好反映“一大”前后党组织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及较全面地概括各地早期组织的复杂情况的说法，笔者不能苟同。笔者认为，无论是“共产主义小组”名称还是“党的早期组织”名称，因二者突出的社团性质和共产党性质，都难以准确反映出各地早期组织的复杂情况。（3）“共产主义小组”作为俄共（布）等国共产党成立前的组织名称是否需要借用？约定俗成是否就应该继续使用？这都值得推敲。问题的关键，就是“共产主义小组”名称是否能够真实反映中共早期组织的性质。笔者赞成二者名实不副的观点。

这里有必要就中共创建者们对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推动中国建党的思路、步骤及“共产主义小组”名称是否认同作一专门讨论。笔者认为，中共创建者们总体上应该是认同的。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第一个层面：中共创建者们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之间的互动情况。其一，这取决于中共创建者们对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态度。中国先进分子对俄国人曾经走过的革命道路的选择，必然要求建立一个以俄共（布）为榜样的无产阶级政党。由于此时马克思主义刚刚在中国开始传播，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了解、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知识，“也还不甚了了”。而俄共（布）就是最好的老师，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就是直接的执教者。正因为如此，中共创建者们对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华开展工作，特别是帮助和推动中国建党，无疑抱有热烈欢迎的态度。包惠僧回忆：“维经斯基与陈独秀一见如故。”张国焘回忆：维经斯基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了亲密关系，“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初期活动是表示满意的”。其二，这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中共创建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关。从上海早期组织的发起创建，到“共产党”名称的确定，再到《中国共产党宣言》和第一个纲领的制定，桩桩件件，都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指导和帮助有关。1921年初维经斯基离开中国后，因经费缺乏，“工作出现停滞”，“学校只好停办”。当时因维经斯基离开所面临的困难境况，李达、包惠僧的回忆均有所提及。由此可见，维经斯基在中共创建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继维经斯基之后的马林、尼克尔斯基，则是“一大”的直接指导与参加者，从活动经费到大会议程再到中央机构设置及人员组成等方面，都有他们活动的身影。代表们对二人参会倍感高兴，二人的发言或建议，被当作“宝贵的指示”得到了落实。陈独秀在未参加大会的情况下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也是共产国际的意见，由此可见一斑。其三，这与中共和共产国际的特殊关系有关。中共诞生，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内因。但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推动和帮助，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外因。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推动和帮助中国建党的直接动因，则是要建立隶属于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这也意味着中共从一开始就已被纳入共产国际组织体系，尽管陈独秀等中共创始人具有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也不能改变这一总的态势。中共早期组织受邀派遣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并委派代表前往参加，就是最好的说明。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规定：“党中央委员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提出报告。”这意味着中共已将自己置于共产国际的领导或指导之下。中共“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并确认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至此完全纳入共产国际组织体系。按照共产国际的规定，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委会的一切决议。毫无疑问，共产国际文献中出现的“共产主义小组”名称，对中共而言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具有理论和组织的双重属性。上述三方面情形表明，对中共创建者们而言，“共产主义小组”名称，不是能否认同的问题，而是应该甚至是必须认同的。即使中共创建者们具有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也不太可能在“共产主义小组”名称问题上过于较真。后来将“一大”确定为中共诞生的标志，正是这种认同的具体体现。

第二个层面：具体史实方面的考察。其一，由张国焘向中共“一大”提交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使用的是“共产主义组织”这样一个中性的名称，没有突出北京早期组织的共产党属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同样使用的是“共产主义组织”这样的名称。其二，1936年陈潭秋的回忆文章，第一个使用“共产主义小组”名称。有人认为，“共产主义小组”有可能是共产国际硬加上去的。对于这种推测，笔者不能苟同。陈潭秋的回忆文章，是中共诞生15周年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纪念活动的目的，就是提高中共的政治威望。既然如此，共产国际就不太可能将含有贬损中共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强加于陈文。陈文当然会受到共产国际有关档案文献记载的影响，但应是自己真实记忆的体现。其三，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所作的工作方针的讲话中，实际上肯定了中共创建道路与俄共（布）创建道路的相同或相似。其四，1951年《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是集中央领导、众多当事人意见所取得的成果。从胡乔木呈请毛泽东最后定夺所涉“一大”代表人数“各说都是十三人，惟李达说是十二人”的情形来判断，参与征求意见和参加讨论的当事人当不在少数，李达等当事人并没有对“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提出异议，等于他们认同了这样的说法。《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权威性当不容置疑。笔者认为，在没有一手资料可以证伪的情况下，应对该文的记述、观点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尊重。

通过上述评析，笔者认为，无论是“共产主义小组”名称，还是“中共早期组织”名称，都不是历史原名，也都未能正确反映中共早期组织的性质及其与正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共产主义组织”这个名称，可能是更合适的名称。需要指出的是，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均可冠以当地的地名，如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武汉共产主义组织等，唯独上海的组织不能冠以地名，而应称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

六、中共早期组织的历史原名

随着中共早期组织名称问题讨论的展开及深入，探寻中共早期组织的历史原名亦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其中涉及上海早期组织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而涉及各地早期组织的研究成果则不多见。我们这里主要就上海早期组织的历史原名问题进行评析。

关于上海早期组织的历史原名，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一开始就叫“共产党”或“中国共产党”。第二种说法认为，经历了从“社会党”到“共产党”的演变。有个别学者将“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作了区分，认为经历了从“社会党”到“共产党”再到“中国共产党”的演变。第三种说法认为，经历了从“社会共产党”到“中国共产党”的演变。第四种说法认为，经历了从“社会党”到“社会共产党”再到“中国共产党”的演变。第五种说法认为，一开始就叫“党”。至于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似乎经过了一番斟酌。第六种说法认为，或者叫“社会党”，或者叫“社会共产党”，又或者干脆不取名称，难以做出“一锤定音”的解答。第七种说法认为，上海早期组织成立时没有正式名称。这七种说法，前三种说法比较流行，但笔者赞同第七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主要依据是李达、施存统、包惠僧等人的回忆，以及《中国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月刊等。实际上，这三人的回忆中，只有施存统是明确针对上海早期组织最初名称的，即最初名称就叫“共产党”。李达、包惠僧二人的回忆，主要指的是上海早期组织成立的时间，“C.C.P”或“中国共产党”应该属于泛称。更为重要的是，其他当事人有着完全不同的回忆。陈望道、邵力子二人的回忆均认为，上海早期组织最初使用的名称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先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就是党。邵力子还特别提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转变成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时间，与《中国共产党宣言》发布、《共产党》月刊创刊的1920年11月这个时间高度契合。换句话说，上海早期组织最初是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名称开展活动。杨之华、沈雁冰二人的回忆均认为，最初名称不叫“共产党”。这些不同的回忆表明，施存统关于一开始就叫“共产党”的回忆几乎属于孤证，因而不能确信。另据张申府回忆，陈独秀对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一时不能决定，并写信征询李大钊等人的意见。这等于否定了一开始就叫“共产党”的回忆。至于《中国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月刊，只能说明1920年11月，上海早期组织公开打出了“共产党”或“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并不能说明在此之前就已经命名为“共产党”或“中国共产党”。

第二种说法，最主要依据是陈独秀1920年9月1日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该文不仅使用了“社会党”的名称，而且将“社会党”自称为“吾党”。笔者认为，对该文中的“吾党”“社会党”，要有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其一，陈独秀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和同期发表的《谈政治》一文，表明此时陈独秀不仅在思想上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而且摒弃了欧洲各国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的和平的议会斗争的道路。显然，“社会党”与陈独秀的政治信念不相一致。其二，陈独秀的原文是：“昨天有两个相信社会主义的青年，问我对于时局的意见……我以社会主义者的见地，略述如下……吾党对于法律底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陈文所说的“吾党”，应该是“两个相信社会主义的青年”所知晓的“党”组织，但并不能肯定就是指上海早期组织。由于“共产党的组织当时是秘密的，青年团是半公开的。党的许多活动都以团的名义出现”。这两个青年应该知道青年团的存在，但未必知道上海早期组织的存在。因此，陈独秀所说的“吾党”，指青年团的可能性更大，而青年团最初刚好被称为青年社会革命党。陈文这里所说的“社会党”，似不是指某一具体的政党组织，而应该是泛指社会主义政党，甚或是“社会主义者”“劳动者”的代称。更为重要的是，陈文中的“吾党”与“社会党”之间，似没有逻辑上的联系，更谈不上将“社会党”自称为“吾党”。其三，即使陈文将“社会党”自称为“吾党”属实，也不能简单地认为“社会党”就是上海早期组织的名称。当时党处于秘密状态，该文公开发表在《新青年》上，且公开署名陈独秀。如果“社会党”是当时党的实际名称，陈独秀岂不是自曝党员身份？这在逻辑上讲不通。陈独秀公开标榜自己是“社会党”，恰恰说明这个“社会党”不太可能是秘密创建的上海早期组织，自然也不太可能是上海早期组织的名称，这应该与李大钊等于1918年底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对外称“马尔克斯研究会”以欺骗警察的情形类似。其四，1920年11月，上海早期组织制定《中国共产党宣言》，同时创刊《共产党》月刊，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但北京早期组织在1921年5月1日散发的《五月一日》这份宣传材料中，仍然使用了“社会党”的名称，这本身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陈独秀公开自称“社会党”，只是碍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得不一度以“社会党”的面目示人。

第二种说法所列其他所谓依据，同样不足凭信。依据一，1920年10月16日，《申报》报道：“何丰林电：社会党陈独秀来沪。”此电文不足为据。其一，从电文的全文来分析，陈独秀被称为“社会党”，似指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前的1920年2月陈独秀离京赴沪之时。其二，陈独秀公开发文自称为“社会党”在前，何丰林电文发于其后，完全可能是借用了陈独秀的自称。其三，当时党处于秘密状态，其名称亦不应为外界所知晓，外界所使用之名称，未必就是党的实际名称。其四，“社会党”极有可能是对鼓吹社会主义思想或激进思想群体的泛称，而并非某一具体组织的名称。如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开天津后，与天津友人到旧俄租界会见俄国共产党员鲍立维，天津《益世报》即称之“党人开会，图谋不轨”。

依据二，1921年7月，中国代表团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说：中国第一个青年团成立于上海，“最初，这个青年团被称为青年社会革命党”。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初称为“青年社会革命党”，不能成为“社会党”的印证。因为这个“青年社会革命党”的名称，在该团的第九次会议后，已改名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1920年8月22日正式举行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典礼。显然，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或成立于前，陈独秀自称“社会党”在其后，“青年社会革命党”的名称与“社会党”的名称没有关联性。

依据三，维经斯基曾加入了美国社会党的经历。维经斯基1915年在美国加入社会党，十月革命后回到俄国并很快加入了共产党，1920年4月被俄国共产党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到中国。作为俄共（布）党员，特别是作为俄共（布）、共产国际来华全权代表，维经斯基来华的任务之一，就是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维经斯基舍弃自己的俄共（布）党员身份，特别是舍弃自己赴华肩负的使命，去拾起从前的“社会党”身份，于情于理均说不通。而李达、施存统、周佛海等人的回忆均提到，最初提出或主张组织共产党的人，正是维经斯基。另据张申府回忆，最后确定叫“共产党”的名称，也是出自维经斯基的意见。

依据四，陈独秀等人把《新青年》杂志的封面改成美国社会党的党徽图案。笔者认为，这与陈独秀公开发表文章中自称“社会党”的情况类似，《新青年》杂志作为公开出版物，作为上海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其封面显然不宜直接使用俄共（布）党徽图案。实际上，除了八卷一号外，《新青年》八卷三号至九卷结束（1922年7月1日），封面均为美国社会党的党徽图案，此时上海早期组织早已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这说明，使用美国社会党的党徽图案，与上海早期组织初期的名称无关。

依据五，党史专家周子信1982年3月采访张申府时，张申府曾回忆说：“党的上海发起组织，大约是在1920年8月上中旬正式成立的，成立时叫的是社会党。”这则资料如果属实，无疑是“社会党”一说的有力佐证。但周子信披露的张申府的这则回忆，不仅本身存在矛盾之处，且与张申府的多次回忆不尽一致。其一，按张申府的回忆，上海早期组织正式成立的时间是1920年8月上中旬，接到陈信的时间也是1920年8月初和中旬，二者时间几乎一致，这种可能几乎等于零。其二，一方面说“成立时叫的是社会党”，一方面又说开始酝酿建党的时候，因考虑戴季陶、张东荪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参加，所以叫“社会共产党”。“成立时”与“开始酝酿”，是两个不同的时间范畴。资料显示，戴季陶、张东荪仅参加了上海早期组织的最初酝酿，到正式提出组织中国共产党时，二人便先后退出了。既然二人在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前就已退出，就没有必要在成立时再叫“社会党”。其三，公开出版的张申府的有关回忆，均没有提及“社会党”这个名称。公开出版的有关回忆，权威性当在周先生披露的这则资料之上。其四，“社会党”的名称，与张申府有关回忆中所说的“是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没有定”相矛盾。其五，周先生披露的这则资料，是否得到了张申府本人的确认，笔者不敢妄断。因周先生本人持此说法，对内容的真实性应该存疑。其六，叫“社会党”是为了照顾戴季陶等人的想法，说明叫“共产党”才是陈独秀的本意，何以又出现“拿不准”的情况呢？其中缘由，可能与戴季陶的退出有关，详情我们将在后面进行探析。

个别学者将“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所作的区分，是把张申府回忆中的“就叫共产党”作了绝对的解读，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实际上，“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同一名称的不同表述，二者没有质的差异。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制定和《共产党》月刊的创刊，分别使用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名称，就是最好的说明。

第三种说法，主要依据是俞秀松1920年7月10日日记中有关“社会共产党”的记载和陈独秀《对于时局的我见》文中的“社会党”自称。对于俞秀松日记中的有关记载，笔者赞成中共中央党校张旭东教授提出的孤证不立的观点，“社会共产党”仅见于俞秀松1920年7月10日日记，属于孤证，因此作为当时党的名称不能确信。至于陈文，上文已作过分析，这里就不再赘述。持此说法的金立人、沈海波二人，对“社会共产党”名称又有不同解读。金立人认为，这个名称是两可的，既可以称为“社会党”，也可以称之为“共产党”，也就是未最后肯定的。沈海波认为，“社会共产党”一词是对“共产党”的一种译法，没有其他任何特殊的含义。笔者对金立人的解读比较认同，对沈海波的解读则不能苟同。如果“社会共产党”是“共产党”的不同译名，只能说明上海早期组织最初的名称，就是“共产党”，而不是“社会共产党”，只不过俞秀松将“共产党”译成了“社会共产党”而已，这与第一种说法何异？“社会共产党”，应该是“社会党”和“共产党”两个名称的混合体，是俞秀松在日记中所赋予的名称。因为当时党的名称还没有确定，而选项是二选一，或“社会党”，或“共产党”，“社会共产党”不是其中的选项。俞秀松写日记时，对新成立的尚未确定名称的党组织，使用了“社会共产党”这样混合的名称。因日记的私密性，对名称的使用自然谈不上严肃、严谨，只需自己能理解即可。

第四种说法，依据同第三种说法类似，并将陈独秀《对于时局的我见》文中的“社会党”自称和俞秀松1920年7月10日日记中有关“社会共产党”的记载，作了绝对的解读，而且在逻辑上也说不通。“社会共产党”名称出现的时间早于“社会党”名称出现的时间，如果这两个名称都可信，那也应该是从“社会共产党”到“社会党”再到“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但这又与论者对“社会党”和“社会共产党”所作的解读相矛盾。

第五种说法，“党”不太可能是上海早期组织的历史原名，应该是论者从“社会党”和“共产党”名称中归纳出来的。因为无论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其中都有一个“党”字。如果叫“党”这样的名称，就等于没有名称，因为世界上几乎没有以“党”命名的政党。

第六种说法，主要基于陈独秀1920年9月1日发表的《谈政治》和《对于时局的我见》两文所展现的“决不屑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的态度，说明陈独秀在此之前就形成了对“社会党”一词的排斥心理，结合张国焘有关回忆，陈独秀在1920年7月前后即已下定决心组织一个“共产党”，而不是“社会党”，只是碍于当日的政治环境和组织成员的复杂背景，暂未以“中国共产党”的面目示人。此说法虽未敲定上海早期组织初期的具体名称，但或者叫“社会党”、或者叫“社会共产党”、又或者干脆不取名称的说法，本身就是对“社会党”和“社会共产党”这两种说法的质疑或否定。而“或者干脆不取名称”的说法，则与第七种说法一致。

第七种说法，涉及一则重要的史实，即陈独秀确定要组织一个“共产党”的时间。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陈独秀确定要组织一个“共产党”的时间，是1920年5月在上海发起建党之时，而不是1920年7月前后。其一，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建党，是维经斯基直接推动的结果。维经斯基所希望陈独秀等组织的党，当然只能是“共产党”，而不可能是“社会党”。其二，1930年俞秀松在自传中说：“1920年春，我们曾想成立中国共产党。”这里明确说是想成立“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中国社会党”。其三，1956年施存统回忆：1920年“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是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而不是筹备成立“中国社会党”。更为重要的是，俞秀松的自传与施存统的回忆形成印证，即上海早期组织的成立，是经过两次会议才实现的。施存统的回忆则具体谈到了第一次会议未能达成一致的原因：戴季陶不赞成组织共产党，反过来亦说明陈独秀组织共产党态度的坚定。既然陈独秀发起建党之时即已确定要组织一个“共产党”，就不太可能将党的名称定名为“社会党”或“社会共产党”。因此，“社会党”和“社会共产党”这两种叫法，均不太可能存在。

笔者赞同第七种说法。考诸史实，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初期，可能没有具体名称或正式名称。

第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载：“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这是涉及上海早期组织名称的最早记载，且执笔人李汉俊全程参加了上海早期组织的创建活动，后又担任临时书记，了解上海早期组织发生、发展的情况。所以，该文献的权威性、可信度当不容置疑。问题是，几乎所有当事人的回忆，均未涉及这样的名称，且“共产主义组织”的名称比较宽泛，不太像是上海早期组织的具体名称。如果“共产主义组织”是上海早期组织的最初名称，当事人在有条件看到该文献的情况下，就不太可能没有人作出“共产主义组织”这个名称的追忆。“共产主义组织”这个名称，实际等于否定了“中国共产党”或“共产党”“社会共产党”“社会党”这类名称的存在。如果最初就叫“中国共产党”或“共产党”，该文献就没有必要使用“共产主义组织”这样一个宽泛的名称；如果最初使用的是“社会共产党”或“社会党”，该文献就应该对名称的演变作出交代，如青年团报告中关于该团最初叫“青年社会革命党”的情况类似。笔者认为，只要“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不是上海早期组织的原名，即意味着该组织最初可能没有具体名称。

第二，1928年8月发布的《沈定一先生被难哀启》记载：1920年，“由陈独秀邀集先生和李汉俊等，发起一个名称未定的社会主义的团体，这就是后来中国共产党结党的雏形”。这则资料除了涉及上海早期组织最初名称外，还涉及沈玄庐的上海早期组织发起人的身份，而沈玄庐的发起人身份，能够得到多方面资料的印证。其一，施存统留日档案中记载的社会主义大学校，与上海早期组织有密切联系，其成立时的7人，除王仲甫外，其余6人均是上海早期组织的早期成员，其中有沈玄庐。其二，1927年8月，沈玄庐在清党运动中填写的一份审查表，上面填写的是上海早期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其三，早期党史著作关于上海早期组织发起人的记载，有6人、7人、8人等说法，但均提到了沈玄庐的名字。沈玄庐发起人身份的真实性，意味着该资料的真实性。沈玄庐既是上海早期组织的发起人，又是上海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应该熟悉上海早期组织创始阶段的具体情况，因此笔者认为，该资料关于“名称未定”的记载，应该比较可信。

第三，在张申府晚年的回忆中，明确提到上海早期组织的名称在一个时段内没有定。张申府的回忆应该比较可信。其一，张申府的回忆与《沈定一先生被难哀启》的记载，相互形成印证。“没有确定”名称与“名称未定”，具有相同的含义。其二，张申府多次提到“没有确定”名称这件事，说明其对此事有很深的印象。如果不是确有其事，不太可能在其多次回忆中一再提及。其三，张申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联络人、北京早期组织的发起人、旅法早期组织的发起人和负责人、开国领袖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中共创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其人生经历却十分坎坷曲折。笔者认为，张申府晚年回忆过往的人生经历，不太可能具有借此抬高自己的主观动机。

第四，在李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的回忆中，均提到在成立上海早期组织的会议上，“曾起草一个党章草案”“起草纲领十余条”或“起草党纲”“搞了五、六条章程”等。这份中共创建史上最早的党章或党纲草案的详情已无从知晓，但比照后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给党定名应是党章或党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但当事人忆及的党章或党纲草案内容，均未涉及给党定名这件事，这等于临时党章或党纲没有给党正式定名。

第五，当事人的回忆不仅说法各异，甚至互相否定。陈望道、邵力子回忆，最先成立的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才是党。施存统回忆，一开始就叫“共产党”，并否定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名称。沈雁冰则回忆，既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种情况间接说明，上海早期组织初期没有具体名称。如果上海早期组织初期有具体名称，不太可能所有当事人都忘记了该名称。只要有一位当事人回忆的是当时的具体名称，就应该能唤醒其他当事人沉睡的记忆，使各自的回忆趋同而不是各异。

第六，陈独秀是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先发动者和设计者”，是“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步蓝图”的拟定者。其性格倔强、意志坚定。如上文已指出，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党之时，即确定要组织一个“共产党”。既然如此，何以对党的名称却一时不能确定？笔者推测，这可能与戴季陶等退出中共的创建活动有关。

戴季陶是当时有名的社会主义的研究者和宣传者，张国焘甚至认为，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瞿秋白则将戴季陶与陈独秀等并列，称他们为“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与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并列，称这些杂志“风起云涌的介绍马克思的理论”。戴季陶对进步青年的成长和影响，甚至能与陈独秀比肩。1920年8月26日，施存统在《青年应自己增加工作》中说：“我在上海，受季陶的感化最大，近来的思想，差不多处处都受他的影响。”1921年底施存统向日本警视厅提交的供述中又特别提到，陈独秀、戴季陶两人，是他最崇拜的人物。俞秀松后来在自传中也写道：“在上海生活的最初日子里，我认识了戴季陶（国民党的理论家）、沈玄庐等人。他们多方面帮助我了解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运动。”正是因为受到戴季陶及《星期评论》的影响，星期评论社集聚了一批先进分子，这成了陈独秀在上海建党的主要依靠力量。上海早期组织成立时的五人，除陈独秀外，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等四人，均为星期评论社的成员。正因为如此，早期党史著作将星期评论社视为中共的“萌芽”或“细胞”之一，是与中共产生最有关系的文化团体之一。

资料显示，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党的时候，戴季陶是最重要的联系对象之一，并被委以起草党纲的重任。但是等到上海早期组织正式成立的时候，戴季陶却不干了，并在参加第一次筹备成立会后即退出了中共的创建活动。戴季陶退出的原因，就是不愿或不能参加共产党。换言之，就是不赞成组织共产党。综合有关资料来判断，戴季陶参与上海早期组织最初创建活动，可能仅仅涉及马克思主义或十月革命方面的一般性交流、座谈，尚未正式提出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陈望道回忆说：“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的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李达也有类似回忆。当正式提出组织中国共产党时，第一个宣布不参加的应该是张东荪，理由是“他原以为这个组织是学术研究性质，现在说这就是共产党，那他不能参加”。戴季陶不参加的理由应与之类似，只是态度尚显暧昧，因这事还哭了一场。正因为如此，筹备成立上海早期组织的第一次会议，沈玄庐仍拉戴季陶参加，戴季陶则表明了自己不参加共产党的态度，由此导致会议未能开成。笔者推测，当正式提出组织中国共产党时，与会者所要讨论的主要事项，可能就是审议并通过由戴季陶起草的党纲，该党纲极有可能是定名为“社会党”，而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则“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会议未能达成一致。

戴季陶的反对，特别是退出中共创建活动，说明其反对程度的激烈。戴季陶的反对导致第一次会议大家不欢而散，则可以说明戴季陶是陈独秀发起建党活动最为倚重的人物。参加筹备成立上海早期组织的两次会议，参加第一次会议的有10人，第二次会议则仅剩5人，甚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沈玄庐也没有参会，由此可见一斑。虽然陈独秀个性坚毅、说干就干，戴季陶的反对和退出不会使陈独秀在组党问题上止步不前，但却不能不使陈独秀对党纲的内容特别是定名推敲再三，并由李汉俊或成立时的5人重新起草了一份党章或党纲，并将定名暂时搁置了起来。在此情形下，陈独秀本人的想法如何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征询沪外的且在进步青年中有广泛影响的李大钊等人的意见，无疑是最佳选择。

陈独秀等人因对党的名称一时还不能确定，写信给北京的李大钊等人征询意见，这也说明中共创建者们对党的名称的确定是十分审慎的，这实际涉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一时还不能确定，本身就是十分审慎地体现。而中共创建前后中国出现的几个冒牌的共产党组织，也不能不使中共创建者们对此持十分审慎的态度。

通过上述分析，俞秀松日记中出现“社会共产党”的名称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在讨论党的名称的会议上，“社会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名称都曾拿出来进行过讨论，但结果仍不能确定。所以俞秀松日记就使用了“社会共产党”这样一个混合的名称，这是俞秀松为了称呼的方便给上海早期组织赋予的名称，这与包惠僧写回忆录时，用“临时中央”的名字称上海早期组织类似。

这个一时还不能确定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的阶段，如果考之文献，大体经历了5个月左右时间。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制定和《共产党》月刊的出版，鲜明地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此即意味着一时还不能确定状况的结束，亦可视为一次非正式的命名。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完善了上海早期组织成立时党纲存在的对组织未定名的缺陷，纲领第一条就是将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名称的正式确立与宣示，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

需要说明的是，上海早期组织与中国共产党有所同亦有所不同。1920年6月成立的上海早期组织，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但随着各地早期组织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并非仅仅是指上海早期组织，实际是各地早期组织的统称，这就与上海早期组织有所不同了。

由于一段时间内还没有确定党的名称，又由于党处于秘密状态，加之党的活动大多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义进行，以至于若干年后，一些当事人误把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同于党的组织，或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在前，党产生于后。这种现象当然可以理解，它也从另一个侧面或多或少印证了上海早期组织在一个时间段“没有名称”。

关于各地早期组织的历史原名，由于尚缺少这方面的专门性研究成果，在叫法上则呈现言人人殊的现象。除了流行的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叫法外，还有共产党小组、共产党支部、共产党组织或党组织等叫法。这些叫法，虽大多有其史料出处，但均不太可能是各地早期组织的历史原名。如“小组”的名称，主要依据有：（1）历史文献“六个小组”的记载，但该文献冠名是“共产主义组织”。（2）1929年张国焘留下的一篇讲稿，将各地早期组织统称为“小组”。但对北京小组，张国焘特别标明成立时叫“北京共产党”。又如“支部”的名称，主要依据应该是张国焘、包惠僧、谭植棠等的回忆，但李达1959年给中央博物馆的信中，更是不无针对性地否定了“支部之说”。限于篇幅，本文就不一一展开讨论了。

余论

20世纪70年代末以降学术界围绕早期组织名称问题展开的讨论，最初实际涉及的主要是早期组织的性质问题，即中共早期组织是无产阶级政党还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按照人们的一般理解，共产主义小组是由倾向马克思主义或拥护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所组成的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属于社团性质。而中共早期组织是“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以“党的早期组织”代替“共产主义小组”的最重要的理由即在于此。讨论中存在的不足或偏颇之处，就是把“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早期组织”这两个名称均限定在中共早期组织的范畴，少有成果将其放到中共创建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党的早期组织”名称具有特指性，即特指“一大”前的各地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名称则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既可以指“一大”前的各地早期组织，也可以指“一大”前与中共创建有联系的一切组织形态。

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中说：“《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在这二十四年之中，经过共产主义的小组，经过北伐战争，轰轰烈烈壮大起来了。”毛泽东这里所讲的“小组”“共产主义小组”，并非仅仅指中共早期组织，而是包含了与中共创建有密切联系的进步社团组织。在延安时，毛泽东曾对萧三说：“新民学会实际上起了联共小组的作用。”

毛泽东关于“新民学会实际上起了联共小组的作用”的说法，科学地揭示了中共创建与进步社团的关系，反映了中共创建的面貌和基本特征。正因为如此，早期党史著作在谈及中共创建经过时，进步社团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或环节。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称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觉悟社、新生社、共存社等社团是中共的“萌芽时代”。瞿秋白的《中国党史纲要大纲》，将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新民学会、新中国社、少年中国学会、共存社、民生社、觉悟社等社团称之为“共产党的细胞”。李立三的《党史报告》认为，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新中国社、觉悟社、新民学会、共存社、少年中国学会等团体“和党的产生最有关系”。

中共创建，如同向东奔流的一江春水，有源流（五四进步社团），有主流（中共早期组织），有支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社会主义者同盟等）。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从最初的细胞发展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内在规律与逻辑，丰富了中共诞生历史必然性命题的内涵。

原文载《苏区研究》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