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21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第一个“国际太极拳日”，使中国太极拳文化拥有了一个国际化的节日。因此，回顾太极拳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发展历程中的那些重要节点，进行实事求是的反思，无疑对于今天乃至今后太极拳在国际化方面如何健康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工作。

太极拳在中国获得爆发式发展的第一个重要节点并不遥远，是上世纪的20年代，以杨氏太极拳为代表。

杨氏太极拳发源于北京，然而从晚清到民初十年，杨氏太极拳在北京的境况与后来坊间的传说大相径庭，史料显示在这一时期杨氏太极拳在北京武术界未享有盛名。对此以下三条史料可证明这一点：

1、《记北京太极拳之起源》考述

关于杨氏太极拳早年传入北京的情况，历来讹传盛行，而一些相对可靠的史料记载却被人有意掩盖甚至销毁，1938年2月刊登在《体育》第五卷第二期上的《记北京太极拳之起源》一文，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相对可靠的一篇记载杨氏太极拳早期进入北京的史料，该文作者圣揆，由北京特别市国术馆出版。

之所以说《记北京太极拳之起源》一文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相对可靠的一篇记载杨氏太极拳早年进入北京境况的史料，理由有三：

其一，该文刊登在《体育》刊物上，该刊物由许禹生主编，并由北京特别市国术馆出版，许禹生时任北京特别市国术馆副馆长（即该馆实际负责人），他是杨健侯的入室弟子，是当时推广、传播杨氏太极拳贡献最突出的两位代表人物之一（另一人是陈微明）。早在1917年许禹生创办了北京体育讲习所，该社教师汇集了多位杨氏太极拳传人，如杨少侯、杨澄甫以及当时也属于杨氏太极拳支系的吴鉴泉，并以传播杨氏太极拳为主。此外，许禹生还于1921年年底编写并出版了杨氏太极拳第一部专著，以许禹生与杨氏太极拳的关系和他对杨氏太极拳的研究，至少他比当时其他人对杨氏太极拳具有更为深入、更为准确了解其事的条件，该文能够在许禹生主编的《体育》上刊登，说明得到了许禹生的认同，由此可知该文的可靠度。当然，另一方面因此也可能会存在着在立场上倾向杨氏太极拳的问题。

其二，该文记载的内容与杨氏太极拳传人在民国时期历次全国性擂台比赛上的表现能相互印证与相互呼应。

其三，该文对杨班侯的记载与杨露禅的徒孙、杨班侯的师侄杨敞在《体育》（第一卷第八期）上撰写的《雄县刘武师传》一文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①因此并非孤证。

综上，这是一份目前见到的可靠性高于其他有关杨氏太极拳早期进入北京叙事的史料。

①《体育》第一卷第八期，北京特别市国术馆1932年8月出版。

《体育》月刊第五卷第二期

1）《记北京太极拳之起源》原文：

“北京研究国术之派别，向分五大派，即太极、形意、八卦、通背、与少林派中之查、滑、洪、串四大支派，此五种，夫人而知之矣。其间形意等四种，自何代，经何人，于何时代流入北京，姑不具述，兹将关于太极拳之种种琐闻，拉杂志之，以求于阅者，其遗漏传讹之处，在所难免，倘蒙指正，则幸甚矣。

1866年——1867年，即前清同治五、六年间，惇王派侍卫赴直隶省广府永年县(即今河北省永年县)取庄地地租，闻当地太极拳专家杨班侯先生精太极拳，善发人于数丈外，奇而晤之，邀请来京，以资请业。【1】先时杨班侯先生在永年县，曾于某年间，开设药铺，以资谋生，有当地地痞某以贺喜为名，纠缠不去，虽稍给微资，仍复纷扰不休，甚至举手动武，不可劝阻，班侯先生初不与较，及至忍无可忍，始就其动武之势而发之，一发数丈外，地痞知不可强求，遂去，而班侯先生善技击之名，于是雀起。【2】

班侯先生既被惇王府侍卫邀之来京，首寓惇王府中，以教王子等。同时有公爵广科者，雅好技艺，在内城东四牌楼北六条胡同设场，请雄县刘仕俊先生为主教纪子修先生为助教，教授岳氏散手。广公因惇王之推荐，复在香饵胡同设场，以杨班侯先生为主，教授太极拳。于是遂名前者曰东厂，后者曰西厂以别之。西厂初设时，学生甚少，复由东厂拨往若干人以充之，其东厂助教纪子修先生，意亦愿同往，因助教乏人承担，而师亦不许，乃未果往，然时由同学传习之，以遂其学习之心也。【3】

西厂自设教以来，学者虽多，而者为柔软无力之拳术，非如东厂之刚脆可比，虽因一时好奇心所趋，便欣然从学，习之日久，毫不见功，遂由最高之热度，降而至冰点矣。于是学生日少一日，不堪立帐授徒矣，班侯先生遂撤绛帐而回永年县原籍。【4】既回乡里有年，将在北京授徒经过，一一详禀伊父杨露禅老先生。露禅老先生，惜西厂诸生之学而未成焉，遂复来北京，以竟其功。既至北京，招其徒之有进境者授之，遂得凌、全、万三先生，一意教授，职不旁贷，如斯者有年，遂有凌得其筋、万得其骨、全得其皮三杰者出也。此杨派太极拳流传至京之梗概也。【5】”

2）对《记北京太极拳之起源》逐条考述：

原文【1】

“1866年——1867年，即前清同治五、六年间，惇王派侍卫赴直隶省广府永年县(即今河北省永年县)取庄地地租，闻当地太极拳专家杨班侯先生精太极拳，善发人于数丈外，奇而晤之，邀请来京，以资请业。”

考述：

关于杨露禅生前的事迹，不仅在杨露蝉生前未见任何记载，包括在轶闻、掌故等野史中亦未见有任何记载，即使在杨露禅死后的近五十年内同样未见有任何记载。故有关杨露禅的事迹皆为杨露禅死去了五十年后才出现的种种传说。

传说未必都是假的，但对于哪一种传说更接近史实，就需要进行辨析。

如多年在一些杨氏太极拳传人中流传着杨露禅是瑞王府或说是端王府教授拳脚的教师。然而，据《清史稿》考清代诸王，仅嘉庆帝第四子绵忻，于嘉庆二十四年（1820）被封为瑞亲王。道光八年（1829）七月卒，子奕约（后更名为奕誌）袭郡王。道光三十年（1851）五月，奕誌死，无子。一直到咸丰十年（1861），咸丰帝命以惇亲王奕誴第二子载漪过继给奕誌为子，袭贝勒。光绪十五（1891年）年，加郡王衔。光绪十九年（1893年）九月，授为御前大臣。光绪二十年，进封为“端郡王”。照此看来，瑞王绵忻早在1829年即已死去，1850年前后又焉能聘请杨露蝉为王府拳师？真乃大谬也！

而“端王”之名号，最早出现于1894年。而杨露禅死于1872年，此时，杨露禅已经去世了22年，杨露禅何能“常至端王府向端王传授太极拳”呢？

因此，有关杨露禅在瑞王府或说是端王府教授太极拳的传说是站不住脚的。

而这篇《记北京太极拳之起源》中讲，杨班侯曾在1866年——1867年后一度在惇王府中教授太极拳。此时的惇王是爱新觉罗·奕誴（1831年7月23日－1889年2月18日），①对此，至少在时间上是具有这种可能性的。因此相对而言，这篇《记北京太极拳之起源》在这点上比其他所谓杨露禅在瑞王府或端王府教授太极拳的说法要可靠。

此外，根据这篇《记北京太极拳之起源》中的记载，最先来北京教授太极拳的是杨班侯，而不是杨露禅。其因由是奕誴府上的侍卫去“永年县(即今河北省永年县)取庄地地租，闻当地太极拳专家杨班侯先生精太极拳，善发人于数丈外，奇而晤之，邀请来京，以资请业。”

那么奕誴聘用杨班侯来其府上教其子拳术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呢？

爱新觉罗·奕誴赋性粗荒，不善读书，不受他父亲道光皇帝的喜欢，被过继给过世的叔叔惇亲王绵恺为嗣子。奕誴对外不摆王爷的架子，夏天一件粗葛布的短褂子，拿把大蒲扇，坐在什刹海纳凉，能跟不相识的人聊得很热闹。冬天也往往会裹件老羊皮袄，一个人溜到正阳楼去吃烤羊肉，甚至在“大酒缸”跟脚夫一起喝酒。从奕誴这种行止上判断，请一个民间拳师来他府上教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①道光二十六年，以皇五子奕誴为绵恺后，袭郡王。文宗即位，命在内廷行走。奕誴屡以失礼获谴。咸丰五年三月，降贝勒，罢一切职任，上书房读书。六年正月，复封惇郡王。十月，进亲王。穆宗即位，谕免叩拜称名。同治三年，江宁克复，封其子载濂不入八分镇国公，载津赐头品顶带。四年六月，授宗令。七年正月，捻匪逼近畿，奕誴陈防守之策。八年十一月，醇郡王奕譞劾王自授宗令，藉整顿之名，启揽权之渐，诏两解之。十一年，大婚，赐紫禁城乘四人肩舆，并免进领侍卫内大臣班及带豹尾枪。载濂进辅国公。十三年十二月，赐亲王双俸。光绪五年六月，普祥峪吉地工竣，复赐食双俸。十三年，上亲政，免带领引见。十五年正月，薨，上奉太后临奠，谥曰勤。——《清史稿》

原文【2】

“先时杨班侯先生在永年县，曾于某年间，开设药铺，以资谋生，有当地地痞某以贺喜为名，纠缠不去，虽稍给微资，仍复纷扰不休，甚至举手动武，不可劝阻，班侯先生初不与较，及至忍无可忍，始就其动武之势而发之，一发数丈外，地痞知不可强求，遂去，而班侯先生善技击之名，于是雀起。”

考述：

由这段记载知，杨班侯出名的一战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曾打败了一个当地地痞。而史料中并无什么杨班侯凌空发力将五丈外的土墙摧倒之说。显然杨班侯凌空发力摧倒五丈外土墙之说是后人编造的，在杨班侯生前以及死后三四十年内都无此说。

原文【3】

“班侯先生既被惇王府侍卫邀之来京，首寓惇王府中，以教王子等。同时有公爵广科者，雅好技艺，在内城东四牌楼北六条胡同设场，请雄县刘仕俊先生为主教纪子修先生为助教，教授岳氏散手。广公因惇王之推荐，复在香饵胡同设场，以杨班侯先生为主，教授太极拳。于是遂名前者曰东厂，后者曰西厂以别之。西厂初设时，学生甚少，复由东厂拨往若干人以充之，其东厂助教纪子修先生，意亦愿同往，因助教乏人承担，而师亦不许，乃未果往，然时由同学传习之，以遂其学习之心也。”

考述：

该文这一段涉及到广科设立东厂、西厂一事，①对此杨敞在《体育》（第一卷第八期，北平市国术馆1932年8月出版）《雄县刘武师传》中也有相应的记载，杨敞在该文中记载道：

“师（刘仕俊，笔者注）至京，住弟子金枪徐六家，时护军营统领公爵广科喜技击，谋以此课部曲。延师为设一厂于六条胡同，名东厂。同时，延永年杨钰（即杨班侯，笔者注）授太极拳于香儿胡同，名西厂。材技相埒，一时称盛。东厂弟子凡百七十余人，精研散手者，得二十余人。纪绪、纪德、庆喜、存福、文奎、乌云珠、那清阿、瑞祥、吉升、德利诸人，其最著者也。师择六弟子分为教习，授各种拳术。纪德、那清阿授弹腿，文奎、乌云珠授信拳，庆喜授通臂拳，存福授地躺拳。又随学者所喜，授以虎纵等法。诸技具备，徒众日增。一时名手如大枪刘德宽等，皆从问学。时东西二厂弟子黠者，每冀二师一角，辙乘间从中构煽。师闻之曰：一角亦佳。适杨钰以事至东厂，执礼甚恭。师延坐与谈，杨言娓娓，不及武技。师数以语挑之，杨卒不动。从容辞去，时人谓师之豪爽、杨之谦抑皆有足多者。”

故对《记北京太极拳之起源》这段考述，需结合杨敞在《雄县刘武师传》相关记载一并进行。

根据《雄县刘武师传》记载：“时护军营统领公爵广科喜技击，谋以此课部曲。延师为设一厂于六条胡同，名东厂。同时，延永年杨钰（即杨班侯，笔者注）授太极拳于香儿胡同，名西厂。材技相埒，一时称盛。”

显然，《记北京太极拳之起源》与《雄县刘武师传》的记载有两处不同：

其一，根据《记北京太极拳之起源》记载，当时有公爵广科先是“在内城东四牌楼北六条胡同设场，请雄县刘仕俊先生为主教纪子修先生为助教，教授岳氏散手。”后因奕誴推荐，于是广科“复在香饵胡同设场，以杨班侯先生为主，教授太极拳。”既广科成立东厂、西厂是有先后之分的。而且成立西厂是因奕誴向广科推荐杨班侯才成立的。既并非是同时设立东厂、西厂。

其二，根据《记北京太极拳之起源》记载：“西厂初设时，学生甚少，复由东厂拨往若干人以充之，其东厂助教纪子修先生，意亦愿同往，因助教乏人承担，而师亦不许，乃未果往，然时由同学传习之，以遂其学习之心也。”而并非是《雄县刘武师传》一文中所写的东厂、西厂“材技相埒，一时称盛。”

对于上述这两点不同，那个记载更为准确呢？

笔者认为《雄县刘武师传》发表在先（1932年8月），《记北京太极拳之起源》刊载在后（1938年2月），而且是刊登在同一个刊物上，该刊物的主编也是同一个人——许禹生，而且许禹生始终是以发展、传播杨氏太极拳为己任，因此，后刊登在《体育》上的《记北京太极拳之起源》一文实际上对此前在《体育》刊登的《雄县刘武师传》具有修正的意味。因此《记北京太极拳之起源》的记载更为可靠。

①广科（？—1880年）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穆扬阿之子，咸丰十一年十二月辛未，广科袭三等承恩公。

原文【4】

“西厂自设教以来，学者虽多，而学者为柔软无力之拳术，非如东厂之刚脆可比，虽因一时好奇心所趋，便欣然从学，习之日久，毫不见功，遂由最高之热度，降而至冰点矣。于是学生日少一日，不堪立帐授徒矣，班侯先生遂撤绛帐而回永年县原籍。”

考述：

《记北京太极拳之起源》一文记载，当时在西厂跟杨班侯学拳的人“虽因一时好奇心所趋，便欣然从学，习之日久，毫不见功，遂由最高之热度，降而至冰点矣。于是学生日少一日，不堪立帐授徒矣，班侯先生遂撤绛帐而回永年县原籍。”即当时跟杨班侯学拳的人，学拳日久，功夫却没有长进，于是学生越来越少，乃至西厂办不下去了，只得关闭。于是杨班侯返回永年县原籍。

那么对此有没有旁证呢？

杨敞在《雄县刘武师传》中有如下一段记载：“时东西二厂弟子黠者，每冀二师一角，辙乘间从中构煽。师闻之曰：一角亦佳。适杨钰以事至东厂，执礼甚恭。师延坐与谈，杨言娓娓，不及武技。师数以语挑之，杨卒不动，从容辞去。时人谓师之豪爽、杨之谦抑皆有足多者。”

杨敞在《雄县刘武师传》这段记载与《记北京太极拳之起源》一文中的记载并不冲突，反而在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西厂跟杨班侯学拳的人越来越少的另一个原因：刘仕俊“数以语挑之”提出欲与杨班侯（既杨钰）比武，而杨班侯不仅“执礼甚恭”且“卒不动，从容辞去”。

虽然杨敞对杨班侯此举美言为“从容辞去”以及“谦抑”，但杨班侯在刘仕俊提出比武时“卒不动，从容辞去”这一情境，很难不被普通习武者所小视。这自然也会成为去西厂跟杨班侯学拳的人越来越少的另一个原因。

那么有没有可能《记北京太极拳之起源》一文中记载的西厂先于东厂关闭是不真实的呢？

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甚微。

因为当时了解东厂、西厂的一些老人还在，如刘彩臣、吴鉴泉等，倘若不实，这一说法是很容易穿帮的。在《记北京太极拳之起源》一文刊登后，如果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许禹生会在此后《体育》的某一期上刊登质疑的文章或相关的启示。但笔者没有看到此后《体育》各期上有这类修正的文章或启示。因此，可以认为《记北京太极拳之起源》一文至少得到了当时在北京习杨氏太极拳者的普遍认同，北京之外的情况不详。

原文【5】

“（杨班侯）既回乡里有年，将在北京授徒经过，一一详禀伊父杨露禅老先生。露禅老先生，惜西厂诸生之学而未成焉，遂复来北京，以竟其功。既至北京，招其徒之有进境者授之，遂得凌、全、万三先生，一意教授，职不旁贷，如斯者有年，遂有凌得其筋、万得其骨、全得其皮三杰者出也。此杨派太极拳流传至京之梗概也。”

考述：

据《记北京太极拳之起源》一文记载，凌山、全佑、万春原本是在西厂从杨班侯学艺，但因西厂不久就关闭了，杨班侯返乡，所以他们没有掌握杨氏太极拳，在这次杨露禅携杨班侯“复来北京”时，他们直接得到了杨露禅的传授，“遂有凌得其筋、万得其骨、全得其皮三杰者出也。”所以，凌山、全佑、万春虽是杨班侯的弟子，但实际得艺于杨露禅。

此说可靠否？

1912年许禹生创办北京体育研究社时，杨班侯嗣子杨少侯（杨健侯之子，因其兄杨班侯生前无子，死后有遗腹子，故在杨班侯生前，杨健侯以杨少侯过继为班侯之嗣子）、全佑的儿子吴鉴泉皆在社中任教，许禹生又是杨健侯的弟子，对有关杨露禅、杨班侯与全佑等人的关系应该是了解的。许禹生将该文发表在自己的《体育》上，这已说明许禹生对该文的态度。

由此可知当时杨露禅并无什么“杨无敌”之称。杨露禅来北京不过是为杨班侯收拾烂摊子而已。此后，在北京传播杨氏太极拳的主要是杨健侯。也许是这个原因，1938年底许禹生为了表彰在北京享有盛名的那些武术家，在北平国术馆大厅征集并悬挂了12位在北京享有盛名的武术家的画像，在这12人中有杨健侯，而非杨班侯。①

①《体育》第五卷第12期纪事“本馆表彰国术界先贤”，北京特别市国术馆1938年12月1日出版。

综上，《记北京太极拳之起源》是一篇关于杨氏太极拳早期在北京发展情况的重要史料，相比其他关于杨氏太极拳在北京时期的叙事，该文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2）《杨健侯先生传》

许禹生在他办的《体育》月刊第5卷第4期上亲自撰写了《杨健侯先生传》，并由他主持的北平特别市国术馆1938年4月发行。许禹生是杨健侯的弟子，由他写的杨健侯传是有参考价值的。许禹生在《杨健侯先生传》中写到：

“……光绪庚子后，因拳匪甫肇事端，贻害国家，民间多畏习拳，杨师郁郁不得志，经济颇感困难。寻由清贝子溥伦常师事先生。荐至京师警察厅消防音乐队授太极拳，①每月所得甚微，聊可自给，师常宿队中。余于公余之暇，辙前往受教。每至夜半始归，如是者有年。

……

（杨健侯）闲尝与子梦祥（杨少侯，笔者注）论人，偶谈及余先师刘静远先生，梦祥曰：‘大枪刘何得称会太极拳！’师（杨健侯，笔者注）曰：‘子速缄尔口，吾拳习者徧天下，然对于应用方面，试问在京师除尔祖若伯外，以太极拳与人交手较有把握者，能有几人？刘公素精各门拳术，姑不具论，其于吾家拳，亦颇得其精华，每遇敌交手胜人时，则归功于习太极拳术。京外人士因刘公实际宣传，始知此拳应用。设非刘公为之宣扬，尚谁胜此任？其有功于吾门者大矣！钦感之不暇，尔尚敢加以微辞乎！’当其父子相语时，余亲闻之。其不骄傲自满，是已诽人也，如此。”

《体育》月刊第5卷第4期刊登《杨健侯先生传》

由此知，自庚子之乱后，直到民初时，杨健侯靠教拳所得收入甚微，生活颇感艰辛。

此外，由许禹生转述的杨健侯与其子杨少侯的这段对话可知，杨健侯认为当年在京城与人交手，在杨门内相比而言也只有他父亲杨露禅和其兄杨班侯较有一些把握。由此可知，杨健侯认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其他杨氏太极拳传人在与人交手方面并无把握不败。

①京师警察厅是北洋政府时期北京城的官方治安管理机构，前身即是清朝时期的内外城巡警总厅。1913年民国政府内务部改革警制，将巡警总厅改为京师警察厅，直属内务部，作为北京全城的管理机构。

3）陈微明所撰《近代武术闻见录》

陈微明在《近代武术闻见录》①中写道：“民国二年，友人张彦云约余至北京办日知报，施肇基副礼官，又曰余至译官处，润色译报，因袁项城喜看各国之报，有翻译吴心谷、伍朝枢、顾维钧、袁良等十余人。或有文笔不佳者，余为润色，书记善？，每日有一厚册。其中吴心谷、袁良皆喜武术，闻孙禄堂在校尉处，即往访之，余遂从师学。本意想学太极，孙师曰‘太极容易，我先教你形意拳，形意拳学好，其他不难。’起手三体式，架式摆好，腿甚酸痛，先学五行拳，所谓劈、崩、躜、炮、横也，五行学完，学连环拳、十二行、杂式捶等，先打明劲十年，再打化劲十年，三十年可以成功。余天生力气太小，打不充足，每师及弟子打起来，声震屋瓦，地下方砖不数月皆碎，自觉望尘莫及。后看见孙师在房内走圈子，极其变化不测，心大喜，求师传授，又将八卦拳学会。孙师每笑余贪多务得，功夫难以练好，兹略述孙师之生平史于后。”

由此可知，陈微明于1913年来北京，最初是与友人张彦云办《日知报》，后因施肇基约请，陈微明去总统府译官处润色译报，在此期间即大约1914年前后，陈微明因想学太极拳，前去拜访的武师是孙禄堂，而不是杨健侯。

由此可推知，那时陈微明或是不知道有杨健侯其人，或是不知北京有杨家太极拳一脉。因此，直到1917年陈微明才知道北京有杨氏太极拳。

1947年9月9日《小日报》

①1947年9月9日《小日报》《近代武术闻见录》作者陈微明。

根据上述《记北京太极拳之起源》、《杨健侯先生传》、《近代武术闻见录》及《雄县刘武师传》等多篇当年史料的记载可知杨氏太极拳在北京的基本境况有四：

其一，当年在西厂跟杨班侯学拳的人，由于“习之日久，毫不见功，”于是学生越来越少，乃至杨班侯的西厂办不下去了，只得关闭。于是杨班侯返回永年县原籍。

其二，杨班侯登门拜访刘仕俊，刘仕俊“数以语挑之”，意欲与杨班侯（既杨钰）比武，而杨班侯则“执礼甚恭”且“卒不动，从容辞去”，即杨班侯不敢应对刘仕俊的挑战。

其三，庚子之后直到民初，因几乎没有人练拳，杨健侯经溥伦引荐教授消防音乐队太极拳，此时年过古稀的杨健侯收入甚微，经常整夜借宿在消防音乐队里，晚年生活落魄。

其四，1914前后，陈微明想学太极拳，前去拜访的武师是孙禄堂，而不是杨健侯。直到1917年，陈微明才知道有杨家太极拳，由此也说明杨健侯及其杨氏太极拳在北京并无盛名。

综上，杨露禅也好，杨班侯、杨健侯也罢，杨氏太极拳在清末至民初十年这个时期的武林中，即使在北京城内也未享盛名，练习杨氏太极拳者更不普及。后人坊间流传的种种传说与史实天差地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及为什么十多年后杨氏太极拳出现了爆发式发展，笔者将专文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