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前后，中国历史的长河中风起云涌，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正在悄然酝酿。那是一个封建王朝摇摇欲坠的年代，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一支革命军在广州悄然集结，臂缠白布、手持枪械与炸弹，随吹响的螺角号角挺进战场。虽然这次广州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为了理想而英勇献身的七十二烈士，历经艰辛才得以安葬于黄花岗。那一声声起义的枪响，如同敲响大清皇朝丧钟的警示，宣告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自五月起，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等地掀起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而到了十月，武昌起义紧随其后全面爆发。起义军迅速占领武昌全城，宣布成立军政府，随后全国各省纷纷响应。曾经坚不可摧的清帝国，终于在民众独立呼声中轰然崩塌，中华民国如破茧而出。令大清皇室梦中也难料的是，这些宣布脱离清朝统治的起义力量，竟然主要来自于朝廷曾经组建、用于保卫自身的新军——北洋常备军的各镇。广州起义、武昌起义以及各省起义的主力和组织者，多数出身北洋军甚至新组建的禁卫军。这一切都说明，革命从清朝心脏地带爆发，使得这个古老王朝的覆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禁卫军是宣统皇帝登基后重新组建的一支皇家军队，原本独立于北洋常备军之外，用以监督和制约北洋军的皇城护卫队。它装备精良、身份特殊，待遇优厚，几乎享有满清八旗般的特权。即便如此，这支特殊军队的一部分也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参加了起义。除此之外，南方镇守的新军士兵也纷纷响应，他们与袁世凯嫡系六镇存在一定差异。清末，大批留日士官集中于南方军队，使这部分军队的亲日倾向明显，尤其在军服方面表现突出。而新兴的禁卫军，则在保留北洋常备军初制的基础上略作改动。 自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北洋常备军几乎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然而，风头过盛总引来猜忌与危机，袁不得不交出部分镇兵权自保。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与慈禧相继病危，清廷册立三岁溥仪为帝，醇亲王载沣任摄政王，光绪临终前密令载沣诛杀袁世凯以报戊戌政变之仇。康有为也上书请杀袁，但张之洞以国家大丧为由坚决反对，北洋军统领及庆亲王奕劻更以兵变可能威胁天恩为由劝阻载沣。最终，袁世凯得以幸免，只因患足疾，步履艰难，被迫回籍养疗。

尽管离开朝廷核心，袁世凯多年来培养的北洋军精锐仍掌握在亲信手中。摄政王对此心知肚明，于1909年在放逐袁的同时，着手建立新的皇家禁卫军，由贝勒载涛专司训练，统帅自任，并制定陆军武官任用制度，要求北洋三十六镇高级将领均出自贵胄学堂。然而，年仅二十一岁的载涛缺乏管理与实战经验，禁卫军组建工作主要由留日士官良弼掌管，吸收大量留日毕业生成为军队骨干。这支禁卫军自1909年组建，到辛亥革命爆发才初具规模，却未曾参加重大战役便随清朝覆灭消失历史舞台。

禁卫军军装上，军官分上、中、次三等九级，军佐分中、次二等六级，帽盔借鉴欧洲皇室卫队样式，帽章军官金色、军佐银色，礼服与常服区分在帽刺上是否挂红缨。秦风老照片馆保存的照片显示，禁卫军出洋考察时，载涛佩戴品官暖帽，深色衣领军服，肩章沿用北洋式样，领章为圆形团蟒纹徽，袖章宽大。良弼及随行将领亦沿此风格，军裤深色，军帽保持北洋军原制，仅在徽标细节略作调整。

辛亥革命前夕，摄政王载沣为了巩固统治，加紧建立禁卫军，并通过更换北洋军军衔标识，提拔或黜退一批将校军官，确保对军权的掌控。新领章仍按北洋军等级划分三等九级，军佐与士兵二等六级，军衔体系复杂而精细，确保统治集团对军队的直接控制。

各省民军与起义军的服饰也呈现多样化。湖南、江西、江苏、湖北、广东、云南等地的北洋军多掌握在有革命思想的将领手中，而参与起义的民军则包括煤矿工人、农民、学生、青年知识分子及少数僧人，核心力量往往是北洋新军。然而，由于未经系统训练，民军常难与正规新军协作，起初声势浩大，但因缺乏有效指挥而屡屡受挫。

各地义军服装无统一标准，为便于战斗识别，经常在军服上加标记、改变颜色或样式。例如广州起义民军臂缠白布、脚穿黑布底鞋，武昌起义则臂缠白布、胸前挂小白巾，会攻江宁时则以白布围裹军帽。部分小规模革命军还设计专用帽徽，如八角星、十八角星帽徽，象征不同独立省份或革命力量。辛亥革命成功后，全国陆军统一佩戴五色星帽徽，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将皇权象征的龙换为五色星，昭示国家步入共和。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各阶层矛盾激烈，风云变幻。禁卫军自成立之初便问题重重，仅以纨绔子弟统帅，任职要求荒诞，仅需同意出国考察。军服设计沿袭北洋常备军框架，因统帅出洋、将领中有留学归国者，使新军服与军衔标识更贴近西方及日本样式，包括1911年3月颁行的新常服领章。而革命主力军，尤其是留学海外归国的学生、志士，带着明确推翻封建统治的目标投入南方新军，他们在北洋军或自组小军队中积极引入西方、日本先进方法，装备新式军服与军衔标识，使中国近代军服体系进一步西化、日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