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走过公园，喝完断头酒，自己找了块草坪，盘腿坐下，对着枪口说了句话——"此地甚好。"枪声响了。

这个人，叫瞿秋白，36岁。他死之前，是中国共产党两度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他死之后，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叛徒"骂名。

一个破落家庭里走出的革命者

1899年1月29日，江苏常州，青果巷。

瞿秋白就在这条巷子里出生。父亲是个没落的士大夫，画画还行，过日子不行。全家债台高筑，最后连房子都没了，一家老小搬进祠堂将就。这不是什么励志的开头，是实实在在的窘迫。

穷到什么程度？他16岁那年，母亲实在撑不下去，喝卤水自尽。这件事后来他自己写过，没有煽情，就是平静地记录——偏偏越平静，读着越沉。

17岁，他一个人去北京，投奔在外交部做事的堂兄，考进俄文专修馆。那时候他想的，可能还不是革命，是"怎么活下去"。但读书人读着读着，就把自己读进时代里去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作为俄专学生领袖卷进去，两次被捕，两次放出来。那时他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跟着李大钊的研究会转。

真正的转折，是1920年。

北京《晨报》派他以特约通讯员身份赴苏俄采访。这是件很大的事——当时中国人对苏俄的了解，要么把它捧成天堂，要么骂成地狱，真正去过、亲眼见过的，几乎没有。瞿秋白去了，带着肺病，带着一腔好奇，在那里扎了两年多。回来写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陈独秀看完，亲自给胡适写信，说这书"必能去掉世人多少误解"，催着赶紧出版。

1921年5月，他在莫斯科加入俄共（布）所属组织。1922年2月，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从这一刻起，他不再只是个记者，不再只是个文人。

回国之后，他担任《新青年》《前锋》主编，《向导》编辑，一支笔写得飞快。1923年6月，他把《国际歌》译成中文，发表在《新青年》创刊号上。此前已有三个译本，但都没法跟曲谱配上，唱不起来。他一边弹风琴，一边反复吟唱，逐字推敲，把法文"国际"的八拍音节，音译成了"英德纳雄纳尔"。从此，这首歌在中国有了真正能唱的版本。

同年，他与邓中夏等人创办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学生里后来出了不少人物。其中有一个叫宋希濂，十二年后，他会以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长的身份，押着自己的老师走向刑场。

历史有时候，真的很喜欢这种安排。

两度站上权力顶点，又两度被推下去

192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烈的年份之一。

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广州、上海、南京，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被大批屠杀。革命的局面，一夜之间垮了。党内那时的最高领导陈独秀，长期放弃统一战线的主导权，一步一步退让，工农武装几乎被自动解除。大革命，就这样失败了。

这个时候，有人得站出来收拾局面。

1927年8月7日，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

这是一栋英国人的公寓，外面看起来平平无奇。里面，二十五个人秘密集会，开了中共历史上一次关键的会议——八七会议。

瞿秋白主持这次会议，代表中央常委作工作报告。会议正式撤销陈独秀的领导职务，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从这一天起，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这一年他28岁。站上这个位置，不是因为他想要，是因为没有别人。

他当时的处境，说一句"如履薄冰"都是轻描淡写。白色恐怖最烈的时候，南昌起义刚打响，秋收起义还没爆发，党的各地组织损失惨重。他硬着头皮，一边主持中央工作，一边参与决策，发动了长沙、广州等地的武装起义，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方向定住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这条路不回头。

1928年，他赴苏联出席中共六大，会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留在莫斯科。但在那里，他遇上了政治上的硬茬——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以及米夫一手提拔的王明。

这段历史说来复杂。简单说就是：瞿秋白不肯低头，米夫和王明容不下他。1930年，他的代表团团长职务被解除。1930年9月回国，和周恩来一起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再度主持中央工作——这是他第二次担任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从1930年9月到1931年1月。

1931年初，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上台。瞿秋白被彻底解除中央领导职务。

他后来在《多余的话》里写，自己参与政治运动，以至于成为党的领袖，"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这话说得自嘲，也说得真诚。他本质上是个文人——喜欢写作，喜欢翻译，喜欢钻研理论，被历史的浪头卷上来，又被推下去，心里未必没有解脱。

被解除职务之后，他去了上海，和鲁迅一起。

鲁迅那个人，谁都不大服。偏偏对瞿秋白，亲自题赠"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两人一起编写左翼文化刊物，互相掩护，在白色恐怖的缝隙里工作。这一段时光，大概是瞿秋白一生里最接近"本心"的日子。

但这段日子，1934年就结束了。

被俘、身份暴露、41天拒降

1934年1月，一封中央的通知，把他从上海叫走了。妻子杨之华因工作没人接替，没能同行。这是他们结婚后第六次离别。谁也没想到，这次是永诀。

他去了江西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但他的身体，已经撑不住了——肺结核，发烧，咯血，浮肿，这些症状跟着他越来越重。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开始长征。走还是留？身体是答案。瞿秋白被安排留守苏区，担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留下来的人，大多数是九死一生的命。

1935年2月，中央分局决定，让瞿秋白等人向永定方向转移，想办法辗转去香港或上海，继续地下工作。1935年2月11日，一行人从江西会昌出发，昼伏夜行。

2月24日清晨，长汀县水口乡小迳村。

他们东渡汀江刚上岸，警卫员在山上支锅烤衣、做早饭——炊烟升起来了。

驻扎在水口的福建省保安十四团钟绍葵部看见了，三路包抄上来。枪声响起，护送的战士掩护大家撤退。何叔衡为了不拖累别人突围，翻身跳下悬崖，就地牺牲。

瞿秋白拖着病体，躲进旁边的树丛，没能跑掉。他和项英的妻子张亮、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一起被捕，押往上杭。

被押送审问时，他自称"林琪祥"，说是个走方郎中，来闽访友，不幸被匪徒裹挟。这个说法，一度成立了。敌人没认出他。

他甚至在狱中秘密写信给上海的鲁迅和妻子杨之华，请组织设法营救。信送出去了，杨之华把信交给了组织，鲁迅、杨之华和党中央都在上海多方奔走，但局势复杂，营救未能成功。

转折发生在1935年4月10日。

国军第八师在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处，俘获了已牺牲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徐氏。护送瞿秋白的整个计划，是万永诚策划的，徐氏知道详情。她扛不住严刑，供出了消息。

消息层层上报，电报打到驻长汀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那里——正是瞿秋白当年在上海大学教过的学生。

1935年5月上旬，叛徒郑大鹏送饭时认出了他。身份就此暴露。

宋希濂的处置，出乎一般人意料：他给瞿秋白单独的房间，送去烟酒纸笔，让他住得宽松一些。这不是讲情面，是"软刀子"——想劝降，想逼他表态。

国民党这边也没闲着。中央开了几次高级会议，讨论如何处置瞿秋白。

蔡元培亲自出面找蒋介石，说这是个人才，不能杀。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则态度鲜明，主张必杀。最终蒋介石几次下令"缓杀"，但条件只有一个：只要瞿秋白肯公开表示悔意，肯脱离共产党，可以免死，送去南京养病，之后从事翻译或研究工作。

先是"军统"劝，没用。再是"中统"上，陈立夫专门部署，派了擅长攻心的王杰夫和叛徒陈建中，带着研究过瞿秋白性格、家庭、政治立场的详细方案，去长汀最后一搏。还是没用。

瞿秋白只说了一句话："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1935年5月23日，他在狱中写下《多余的话》。两万多字，解剖自己，坦荡得出奇。他说自己是"半吊子的文人"，参与政治运动乃至领导中共，"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国民党后来把这篇东西当成"叛徒证据"，但它恰恰相反——一个真正准备叛变的人，不会写出这样东西。

6月2日，蒋介石发来密令："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

令下之后，陈立夫还去找蒋介石，请求再给六天，让"中统"再试一次。蒋介石没有松口。

6月4日，《福建民报》记者李克长走进关押处，采访了瞿秋白。这是他在世的最后一次采访，后来刊登在《国闻周报》，配着他的正面照片，"引起国内外新闻界的广泛关注"。

走向罗汉岭——以及那颗子弹的后续

1935年6月17日，宋希濂接到蒋介石最终电令。

当天晚上，他和参谋长向贤矩、政训处长蒋先启、特务连长余冰开会，商定第二天上午10时在长汀中山公园执行枪决。

那一夜，宋希濂彻夜没睡，特意嘱咐手下好酒好菜款待瞿秋白。

1935年6月18日，清晨。瞿秋白泡了一杯浓茶，点了一支烟，坐在窗前，写下了最后的绝笔诗，起首句是"夕阳明灭乱山中"，末了又留下一行字："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上午9时20分，他走出关押处。

宋希濂站在办公室里，看着老师一步步走向门口。他立正，向瞿秋白行了最后一个注目礼。

进了长汀中山公园，全园寂静。凉亭前，备了四碟小菜，一坛白酒。瞿秋白独坐，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喝着酒，说了句话，大意是：人活着，工作之余的小歇是小快乐，夜里安眠是大快乐，辞世长逝，才是真快乐。

酒喝完，他手夹香烟，缓步走出公园。沿途围着刀枪，他像是出门散步，没有一点慌乱。街边的人和在场的记者，看这场景，都看不出来是要枪毙谁的。

走了大约一里多地，到了长汀西门外，罗汉岭。

群山环抱，绿草萋萋。他用俄语唱着《国际歌》，唱着《红军歌》，走到刑场草坪前，环视了一圈，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

然后，他盘膝坐下，微笑点头，对着刽子手说了四个字："此地甚好。"枪声响了。

1935年6月18日，上午10时整。瞿秋白，36岁，就义于福建长汀罗汉岭。当天下午，遗骸被就地安葬在罗汉岭盘龙岗。

消息传出去，鲁迅沉默了很久，然后带病开始整理瞿秋白的遗著，编成《海上述林》。他说的那句话，很多人记得："杀这样的人，真是罪大恶极。"

后来发生的事，是另一段漫长的折磨。

国民党把《多余的话》当证据，1937年全文刊出，对外散布"叛徒"之说。中共方面最初不相信，认为是伪造，没有购买原稿。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的决议，肯定了瞿秋白"无产阶级英雄气概"，算是初步正名。1955年，中共中央决定将其遗骸从福建长汀迁葬北京，陆定一在迁葬仪式上代表党中央致辞，称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

这算是一段完整的平反，但没多久，麻烦又来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多余的话》被重新翻出来，判定为"叛徒的铁证"。瞿秋白在北京的墓，被红卫兵砸毁。

1979年，《历史研究》发表学者陈铁健的文章《重评〈多余的话〉》，这是第一次从学术层面公开、正面地为瞿秋白发声。随后，前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陆定一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信，正式提出复查请求，列举了三条理由——其中一条是：如果瞿秋白真的叛变，国民党一定会大肆宣传，但这种宣传从未发生。

调查结果最终认定：瞿秋白在狱中严词拒绝了国民党的全部招降，坦然就义，《多余的话》不构成叛徒的证据，其革命烈士名誉正式恢复。

这一年，距他在罗汉岭坐下来那一刻，已经过去了44年。宋希濂后来在多个场合公开说过："杀害瞿秋白，我悔恨终身。"

这话未必是虚伪。一个人亲手枪决了自己的老师，这种重量，扛着不轻。但有些事情，一旦做了，就没有挽回的机会。

历史的账，记得很细。

今天的长汀，罗汉岭下立着一块花岗岩，上面刻着"瞿秋白同志就义处"。当年那片草坪，现在是一所中学的院子。校里还留着一座"秋白亭"，是1935年6月18日上午，他在这里喝完最后一杯酒，留下最后一张照片的地方。

照片里，他身着黑色对襟衫，白布短裤，黑布鞋，背着双手，昂首直立。

脸有些浮肿，但神色淡然，眼里没有恐惧，只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平静。

那种平静，比愤怒更重，比悲伤更难懂。

一个人走到死的边缘，还能这么平静，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他已经看透了，要么他从来就没有怕过。

瞿秋白，大概两者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