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丘 编辑|海蓝宝

文化点燃了德意志民族意识的火焰，像一阵席卷心灵的风暴，激励着民族主义运动的涌动；与此同时，关税同盟的建立和铁路网的铺展，则像看得见的手，把分散的德意志经济牢牢联结在一起，推动着经济一体化的步伐。

一、普鲁士的选择

（一）普鲁士的政治遗产

由于普鲁士在德意志诸邦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些加入关税同盟的德意志人，无不带着普鲁士鲜明的文化和语言印记，这种印记足以压倒原有的地域特色。经济的一体化不仅带动了文化的融合，也让政治一体化逐渐浮出水面，摆上议程。面对内部纷繁复杂的局势以及外部环境的压力，统一前的德意志长时间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此刻，普鲁士是唯一经济最强的邦国，在关税同盟中有呼风唤雨的能力，但当政治统一成为新的命题时，普鲁士究竟会如何抉择？

普鲁士是否愿意为政治统一全力以赴，砥砺前行？德意志统一应当走什么道路？谁才是有资格承担领导责任的人？即便普鲁士愿意成为统一的领袖，其他邦国会心悦诚服吗？普鲁士又是否具备承载统一重任的实力？

作为一个位于德意志东部、被人戏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砂石罐头的边陲邦国，普鲁士原本贫瘠而蛮荒，毫不起眼。但三十年战争之后，它骤然崛起，王国主要由勃兰登堡马克和普鲁士地区组成。此时，这片边陲土地积贫积弱、分离主义横行，弗里德里希-威廉大选侯位时效仿瑞典建立新军，以此镇压容克分离势力，逐步奠定秩序，建立专制政体，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他接受大量被法国驱逐的移民，支持扩张战争，扩张领土，为普鲁士成为强权国家打下坚实基础。

被称作士兵王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通过强大的军队强化了自己的专制统治，也让人们看到了普鲁士精神的雏形——勇敢坚韧、国家至上、专制至上。他的次子弗里德里希二世继位后继续强化中央集权，权大于法，被誉为弗里德里希大王。正是这些君主留下的政治遗产，使普鲁士核心精神奠定了尚武、军国主义的基调。普鲁士天生就是一个以战争和扩张为生命的国家。扩军备战和侵略，早已成为家常便饭。弗里德里希大王虽非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却是彻头彻尾的国家主义者，他为了本邦国利益不断征服、吞并其他邦国，为多年后的俾斯麦统一之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

（二）普鲁士的现实当下

拿破仑的覆灭让欧洲封建政治得以短暂复辟，维也纳会议重新划分领土，普鲁士因而扩张。出于防止法国东扩的考量，英国和俄国的支持下，普鲁士获得了莱茵兰和威斯特伐利亚地区，还占据了萨克森邦近一半土地，从原本的东部边陲向西部拓展，使普鲁士成为德意志诸邦中实力最强的国家。

然而，其领土并非连贯完整，东西两大块之间夹杂黑森与汉诺威两个邦国，政治版图管理难度颇高。再加上东部沙俄的压力，使普鲁士时刻警觉，安全感不足。19世纪30年代，关税同盟和铁路网的建设，为普鲁士经济现代化注入腾飞的翅膀。现代化需要稳定的生产原料与销售市场，尽管关税同盟开辟了自由贸易大市场，但仍无法满足资本主义大生产的需求，普鲁士经济发展受到明显制约。

（三）普鲁士容克与资产阶级的联合

与南德诸邦最早实施宪政不同，普鲁士改革派官僚在宪政方面进展有限。一方面，君主的权力基础——容克贵族掌控国家政权的重要岗位，不愿权力下放；另一方面，改革派相信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可适应现代化，不必重新分配权力。1848年革命后，资产阶级与容克联合，通过妥协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封建专制与军国主义传统的容克阶层在现代化生产中获益颇丰，部分容克自身也完成了资产阶级化。

无论是历史上的普鲁士精神，还是现实对资本利润的追求，都促使普鲁士在民族统一浪潮中，顺应时代变革，主动承担起领导德意志诸邦统一的使命。

二、普鲁士突破生存困境

1806年普鲁士在与拿破仑的战争中惨败，次年签订提尔西特和约，失去一半国土，封建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在生存危机的边缘，有识之士意识到拿破仑的胜利是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国家制度的胜利，原有土地和社会制度亟需改革。

为此，普鲁士政府任用施泰茵和哈登贝格开展一系列改革。施泰茵发布《十月敕令》取消农奴制，使农民成为自由人；《城市规程》赋予年收入150塔勒以上市民选举权，打击行会组织；《改善国家最高行政管理机构的规章》通过大臣责任制取代枢密制，并分立立法与行政权。哈登贝格则颁行《调整敕令》《王家公告》《财政敕令》《工业税敕令》《解放敕令》，分别在土地买卖、纳税制度、商业自由以及犹太人公民权方面推进改革。

军事改革方面，颁布《战争条例》，实行义务兵役制，鼓励大学生参军，激发民族热情；教育改革由洪堡领导，倡导爱国意识与自由平等思想，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打下思想基础。尽管农民赎身后大多一贫如洗，但容克庄园主获得土地与赎金作为资本积累，实现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妥协；行政改革完善国家机构，市民获选举权，城市自治得以保障。

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不仅巩固了容克统治，恢复活力，还释放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使普鲁士在其他邦国重返封建政治复辟的背景下，逆势迈向现代化国家建设。改革也让普鲁士抢得民族统一运动领导权先机，加快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步伐。资产阶级力量增强，民族解放与独立国家建设不再是空谈，而逐渐付诸行动。

三、1848-1849年革命的思考：民族统一的道路与领导权

关于1848-1849年德意志革命，首先需回顾其背景。拿破仑占领莱茵河流域，扫荡封建制度，使莱茵兰成为德意志最早工业化发达地区。1807年施泰茵改革启动后，普鲁士逐步废除农奴制，19世纪30年代德意志现代化进程拉开序幕，其基本特征为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各邦国陆续步入工业化之路。

尽管维也纳会议后封建专制短暂复辟，地方割据势力有所减轻，但封建土地制依然盛行，贵族仍掌控军政要职。工业化发展带来工人失业，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工厂，人口激增，生活困顿，社会动荡。工业化的迟来使德意志产品缺乏竞争力，资本家压低工资、加大劳动强度，工人生活艰辛，对社会现状普遍不满。

这些变化催生了新力量：工业化造就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1848年前夕，柏林40万人中已有7万属无产阶级与手工业者，工人运动登上政治舞台，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标志着历史方向的转折；工业化也造就了崛起较晚、财富不及英法的资产阶级，他们主要是工厂主，反对外来工业产品竞争与官僚干涉，对工人剥削，但自身发展受邦国限制，虽有选举权，却无法像容克贵族一样掌控政治；容克贵族掌握邦国领导权，面对现代化潮流，一方面防范大众，另一方面在不触及核心利益下调整过时生产关系，惧怕工人运动，也不赞成资产阶级政治改革。

因此，1848-1849年欧洲革命浪潮席卷德意志时，各阶层反应迥异。封建向资本主义的转型道路，必须由德意志历史现实来完成。若将欧洲革命视为现代化对封建复辟势力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进步运动，那么1848年革命对德意志而言，承担着民族统一与反封建双重使命。

无产阶级在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下，积极参与革命，提出《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主张建立统一、不可分割的民主德意志共和国，联合农民与小资产阶级，争取资产阶级民主派支持，对封建统治阶级实行专政，同时保持自身独立性。马克思与恩格斯多次领导工人起义，尽管因条件不成熟及资产阶级叛卖而失败，但同盟在革命烈火中历练，积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精神财富，书写壮丽篇章。

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制定奥芬堡纲领，主张政治平等、代议制政府，通过起义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司徒卢威与黑克尔领导下，进行了三次武装起义，成立康茨坦茨共和国、德意志共和国和布伦坦诺政府，最终遭普鲁士军队镇压，建国梦想破灭。

资产阶级自由派则代表容克与真正资产阶级利益，包括莱茵区资产者、开明容克地主和南德知识分子。他们经济实力雄厚，政治上与王权联系密切，期望德意志统一，实现自由发展。革命前两次召开代表会，反对奥芬堡纲领，希望普鲁士通过合法立宪实现国家统一。1848年三月革命后，他们在各邦国建立自由派政府，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向普王致敬，赞同威廉四世虚假改革诺言及镇压柏林起义，官僚体系未受冲击。

为了争夺国家改造领导权，内阁提交宪法草案，在普鲁士成立立宪国家，实施责任内阁、议会选举取代贵族领导。然而在镇压军械库事件后，自身也垮台。因惧怕街头革命，自由派在法兰克福召开国民议会，制定宪法，建立德意志帝国，选举威廉四世为皇帝。宪法消除贵族特权、封建残余，实行自由民主，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自由派期望国家统一，追求自由平等，却又因害怕失去既得利益及无产阶级革命而政治软弱，最终屈从封建王权。

沙俄援助普王清算政敌，普王以容克政府取代自由派内阁，进军柏林，武力驱散国民议会，镇压多地护宪运动。威廉四世意识到历史趋势不可逆转，统一乃人心所向，他在《致我国人民》中阐释拒绝皇冠的理由，虽不认同自由派宪法内容，却不放弃统一德意志事业。

1849年5月，普、奥、萨克森、汉诺威与巴伐利亚五邦国代表聚会柏林，商讨重建德意志联邦，提出小德意志方案，自由派在哥达召开国会支持此方案，但因奥地利强烈反对而暂搁。次年，普鲁士制定宪法，规定国王权力至上，有召解议会大权，法律前人人平等，公职面向全民，宗教自由得到保障。宪法兼具保守与改革功能，使普鲁士走上君主立宪道路，为未来改革提供法律保障。

1848-1849年革命既未实现统一，也未推翻封建专制，革命失败深刻影响德意志历史，失去以人权为基础建构自由民主社会的历史机遇。各邦封建势力未遭实质性破坏，革命参与者缺乏统一政策路线，兄弟阋墙互不信任，领导层分歧严重。资产阶级自由派本可主导历史进程，却失去时机：力量不足、参政意识虽有但不迫切，缺乏勇气；同时，资产阶级需抗衡封建贵族，又防备无产阶级革命，害怕实质民主，怀疑与蔑视无产阶级，最终将民族统一领导权交予强大的封建王权，希望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君主立宪与国家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