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便被誉为礼仪之邦，讲究礼尚往来，而赠礼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是统治阶级的日常政务，还是普通百姓的生活细节，赠礼这一文化现象始终贯穿其中，深深嵌入社会的运作方式。

赏赐，作为赠礼的一种特殊形式，更富有等级意义与权力象征。它多由上级授予下级，是君主对臣民乃至周边民族的恩惠与嘉奖，也是一种君主与臣民、与各方交好的手段。本质上，赏赐不仅是善意的体现，更是巩固统治、维系权力的重要策略。

西汉时期，是中国礼乐文化及相关制度逐渐成型的重要阶段。赏赐制度在这一时期延续并发展，不仅继承了先秦文化的传统，更成为后世赏赐政策的参照与借鉴典范。

赏赐的历史可追溯至史前时期。在尚未形成国家的文明阶段，政治家们便意识到赏赐的重要性。《尚书·舜典》记载，天子每五年巡察四方，诸侯朝见并述职，天子根据政绩赐予车马衣服，以示嘉奖。

《尚书·益稷》中也记载：“惟帝时举，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服以庸。”这里的赏赐对象不仅是诸侯，还有广大民众，只要有功劳，天子便予以车马衣服的奖励以表彰功绩。此类行为表明，在原始时期，首领通过施惠安抚民众，从而赢得支持。正如帝舜所言：“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先王们早已认识到，君主与民众是一体的，国家的完整依赖民众的守护，而君主必须谨慎行使权力，恭敬地实施民众所期望的善行，施舍之道便是其核心所在。

进入夏商周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逐渐形成，赏赐制度亦随之发展。君主们延续并完善了这一传统，意识到赏赐在稳固统治和凝聚民心方面的独特作用。例如，夏王讨伐有扈氏时，在动员大会上宣布将士执行命令者，胜利后将在祖庙获得赏赐，以“赏于祖”的方式赋予他们至高荣誉。

从中可以看出，这是早期军功赏赐的雏形。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不可或缺，而军功赏赐也因此显得至关重要。商汤开国时期，知人善用、德才兼备者加官晋爵，有功者必受赏，如《尚书·仲虺之诰》所言：“德懋懋官，功懋懋赏。”

西周时期，国家制度和礼乐文化进一步完善，赏赐形式愈加多样化。延续前国家时期的车马衣服与食物馈赠，《仪礼·觐礼》记载：“天子赐厚氏以车服。”天子还会赐予臣下乐器与兵器，甚至在酷暑之时颁赐冰块，《周礼·凌人》记载凌人负责冰的收藏与分发，以彰显天子的恩泽。西周职官制度完善，许多官员负责天子赏赐事务，这显示出赏赐制度在当时的普遍性。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周王室逐渐衰微，诸侯崛起。政治与经济制度发生深刻变化，周王室依然希望通过赏赐来维护统治平衡。赏赐对象广泛，形式丰富，如秦襄公在平王东迁功勋卓著，“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此外还有武器赏赐，周襄王赐晋文公文武胙、彤弓矢等。诸侯国亦在特定条件下，对臣民百姓进行赏赐，以巩固势力。 秦国起步较晚，地处西部边陲，春秋末年，秦襄公以兵救周、护送平王，从而被封为诸侯，开启富强之路。战国初期的秦，如同营养不良的病人，无论经济、军事实力还是赏赐力度都不突出，直到商鞅变法后，秦国才逐步登上战国争雄舞台，赏赐现象随之增多。秦朝虽短命，但皇帝赏赐的痕迹仍可追溯，为后世提供了参考模板。 先秦时期，统治者将赏赐视为治国手段，早在史前文明时期便意识到其必要性，并在治理实践中广泛运用。夏商周时期，君主延续并发展远古的赏赐传统，内容日益丰富，受益者也广泛。秦汉时期，封建统治者在继承前人制度的基础上，将赏赐作为施政与施舍的重要手段。 “文化”一词由来已久，传统观念中，它蕴含着历史延续与习俗传承。赠礼作为典型文化现象，贯穿中国历史长河。莫斯在《礼物》中全面阐释了礼物馈赠的意义：古式社会基于给予、接受与回报的三重义务，赠礼与回礼皆具义务性。在中国古代，君王对臣民的馈赠不仅体现道德考量，更是政治需要的表现。 早在原始社会，各部落首领便深知馈赠礼物的重要性，历代君王通过物质与名誉笼络人心。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君主对臣民的施舍，先秦历史表明，这种施舍得到了臣民的支持与拥护，对政权稳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西汉时期，作为继秦后的中央集权专制王朝，统治者进一步巩固政权，加强中央权力，继续推行先王遗留下的赏赐政策，使这一传统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