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一直处于被压制的状态，这种状况直到君士坦丁一世登场才逐渐发生改变。公元312年春天，君士坦丁一世准备率领大军翻越阿尔卑斯山，向他的王位对手发起进攻，目标是夺取罗马。在米尔汶桥外，他面对军事上占优的敌军时，选择转向基督徒的神灵寻求帮助。传说中，他在梦境中看见天空中出现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上赫然写着：以此标记取胜。遵循这一神谕，君士坦丁最终赢得了战役胜利，他坚信这正是基督教神圣力量显现的证明。从此之后，他公开表达对基督教的敬仰。到了313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联合颁布《米兰敕令》，正式推行宗教宽容政策，使基督教从地下宗教华丽转身成为合法宗教，这一举措标志着基督教历史的重大转折点。

公元325年，君士坦丁一世主持在尼西亚召开第一次基督教大公会议，通过了《尼西亚信经》。自此，基督教在各个方面受到君士坦丁一世的统御，并在帝国政治中逐渐充当工具性的角色，也为其日后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埋下伏笔。公元392年，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并成为帝国唯一合法宗教。他强调：我们治下的万民应遵循使徒彼得传给罗马人的信仰，信仰独一无二的神圣父、圣子与圣灵，三位一体同样尊贵。事实上，他将个人意志与神的意志紧密结合，不仅废除所有旧宗教、禁止异教活动、关闭氏族神庙，还对非基督徒施加严厉惩罚，至此，基督教进入全面发展时期。

5世纪初，希波的奥古斯丁撰写《上帝之城》，他写道：上帝之城的基础是上帝之爱；世俗之城的基础是世俗之爱。历史上，这两座城总是交织出现，但它们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走向死亡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最终，唯有上帝之城永恒长存。在奥古斯丁看来，人类历史上的国家与政权不过是幻梦之城，充斥着罪恶，无论多么强盛，终将走向衰亡。唯有上帝之城完美而永恒。以罗马为例，上帝让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繁荣昌盛，而世俗的罗马终将走向衰败。正因如此，上帝之城被视为高于世俗之城，教皇为首的基督教会作为上帝仆人，其地位理应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

进入6世纪初，教皇格里高利一世着手推行教会改革。当时，北意大利的伦巴德人对罗马虎视眈眈，面对威胁，格里高利一世以罗马主教身份独揽军政大权，组织民众保卫城市。他下令拆毁异教神庙、修建城墙，并动用教会资金招募兵力抵御伦巴德入侵。格里高利一世集宗教、军事、财政于一身，扩建修道院作为传教据点，甚至以武力支持传教活动，向西欧与北非推广基督教。他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任用亲信担任神职、重申教士独身制、控制法庭、开办市场、严惩贪腐与排除异己。在格里高利一世的整顿下，神权的重要性被进一步强化，他认为世界万物存在的意义在于传播神的旨意，任何权力的源头，包括世俗政权，都应服从于天主。高于一切的权能自天而来，使虔诚之君能够帮助渴望行善的人，拓宽通往天国的道路，使地上的国家服务于天堂之国。

格里高利显然希望世俗政权服从神权，即地上的国家应为天国服务，君主必须引导臣民信仰基督。这一系列举措为罗马教会权力的扩张和日后教皇国的形成奠定基础。仅在5至10世纪的数百年间，基督教便遍布欧洲，根基深厚。在此期间，教皇不断试图将权力延伸至各个教区，而世俗君主也试图掌控教区事务，二者形成了相互角力的权力体系，以英国与法兰克为例。

尽管早期英国已有凯尔特教会传教并在爱尔兰一度繁荣，但并未形成类似罗马主教制的教会结构，而是出现了爱尔兰民族教会。这种古老基督教与不列颠部落制度结合，由修道院院长领导。公元597年，在格里高利一世支持下，奥古斯丁率领罗马教士使团抵达英格兰传教，引入罗马主教制度。奥古斯丁信奉达马苏斯一世提出的圣彼得论，圣彼得是王中之王，是基督教世界的君王，上帝意志的执行者。君主权力源自上帝，因此罗马大主教作为圣彼得继承者，其地位与权势理应高于世俗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