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赵、魏三家分晋之时，其实并未对各自的领土进行精细的规划和划分。三家本是晋国的卿族。春秋时期，各大卿族通过晋国的政权获得了不同的封地，这些封地分散在晋国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且各家领土相互之间并无明确的连贯性。晋国政治局势动荡，经过长期的内斗，晋国原本的十多个卿族最终只剩下了韩、赵、魏三家。在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原有的土地不断被重新划分，最终导致韩、赵、魏三家的领土在分晋时错综复杂，互相交错，形状十分不规则。尤其是韩国和魏国，黄河把它们的国土割裂成了南北两块，且南北部分完全错开，几乎可以说，这两个国家的领土就像是黄河两岸的孤立岛屿，地理上相互隔离。这种被自然河流隔断的局面，使得这两个国家的土地在实际治理上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彼此之间频繁的土地交换也就成为了必然。

在魏惠王时期，三家之间的土地交换开始变得频繁。公元前362年，魏惠王与赵国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土地交换：魏国用榆次、阳邑交换赵国的泫氏。这些地方的交换，并非单纯的利益驱动，而是为了更高效的行政管理。榆次和阳邑靠近赵国的晋阳，而泫氏靠近魏国的上党。双方交换土地的目的很直接，就是让领土之间的距离更为合理，减少行政管理的困难。

四年后的公元前358年，韩昭侯继位，同时也开始了韩、魏两国之间的土地交换。韩国用枳道、鹿地与魏国的平丘、户牖、首垣进行交换。表面上看，魏国似乎是吃了亏，因为枳道地势险峻，无法进行农业生产。但事实上，这片山地对魏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是通向汾河谷地的要道，控制了这里，魏国就能有效防御外敌的南北进攻。即使魏国所付出的土地多一些，换来的一块战略要地却是值得的。从历史上看，魏国的这一交换体现了其在当时国力鼎盛时对地缘战略的深刻理解。

韩、赵、魏三家虽有频繁的土地交换，但毕竟有着共同的渊源，彼此之间虽然有过冲突，仍然保持着一定的默契。正当这种平稳的交换看似要继续下去时，韩国却在进行一项大规模的土地交换时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阻碍。

公元前322年，韩国正式称王，成为三晋中最弱的一个国。此时，周围的强国如楚、魏、齐、秦等早已称王，赵国虽然得到了其他列国的支持，但赵武灵王因无实际意义，敢处其名乎而拒绝了王号。尽管如此，韩国宣惠王依旧决定称王，但心中难免会有些不安。在这种形势下，为了缓和与秦国的关系，韩宣惠王派遣太子前往秦国，同时与魏国太子一同朝觐秦惠王。在这次外交活动中，韩国的大臣公仲推动了一个重要的土地交换计划：韩国提出用三川、南阳与魏国的上党交换。三川接近秦国，南阳靠近楚国，韩国放弃这两块战略土地，意在避免与这两个大国发生直接冲突。而上党地理位置重要，一旦韩国控制了上党，就能完全把握住这块天下之脊的战略要地，兼顾与赵、魏的关系，形成有利的军事和经济局势，对韩国无疑是极为有利的。

然而，在这项交换计划背后，魏国的处境已大不如前。魏惠王执政时期，魏国先后遭遇了桂陵和马陵的惨败，国力已经大幅衰退。西边的秦国趁机加大攻势，逐步蚕食魏国的领土。公元前329年，秦国成功攻占魏国的崤函之道，虽然经过三年秦国归还了部分土地，但魏国的衰败迹象依然显现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魏国急需获得一个缓冲地带来应对秦国的不断侵扰。如果能获得三川，魏国的国土与秦国的接壤将大大增加战略纵深，这对魏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即使南阳的土地对魏国的实际意义不大，魏惠王依然同意了这次交换。

然而，在这时，问题再次出现在了秦国边境线上。由于秦国此时势力强大，魏、韩二国决定提前通知秦惠王，了解秦国对这次土地交换的看法。而此时魏国的重臣张仪也回到了魏国任职，他的到来正好表明，魏国并未对这次交换产生任何明显的担忧。事实上，秦惠王对韩国和魏国的这次土地交换并未表现出强烈的反应，毕竟在他眼中，韩国与魏国都并不是足以威胁秦国的强大对手。

然而，正当交换似乎接近达成之时，西周国却突然跳了出来，表达了强烈的反对。自从三家分晋以来，周王室一直与三国关系紧张，尤其是在韩国和赵国的联合推动下，东周和西周的分裂加剧。西周对此次土地交换感到强烈的危机，立刻派出大夫樊余前往楚国，劝说楚怀王阻止这次交易。樊余提出，韩国和魏国交换土地后，魏国的势力将直接包围东周和西周的领土，这对于周王室的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

接下来，楚怀王的反应则更加直接，他立即派出使者与赵国合作，最终阻止了这次土地交换。与此同时，韩国内部也出现了强烈的反对声音。公仲与公叔这两位韩国政坛的重量级人物，因土地交换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公仲支持土地交换，而公叔则坚决反对，甚至准备出走。最后，在亲信史惕的劝说下，公叔放弃了出走计划，并通过策划联合楚国和赵国施压，最终成功阻止了这次交换。

这次土地交换的失败，不仅仅是外部势力的反对，也与韩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密切相关。虽然表面上看，土地交换的计划因外部阻碍而未能成功，但实质上，内外压力和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导致了这次交换的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