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影像将目光投向晚清帝国瓦解前夕至民国初年的社会横断面，记录了一个文明在剧烈转型中的多重轨迹。

这张照片是晚清封疆大吏赵尔丰肖像照。

赵尔丰是晚清著名的封疆大吏，曾任驻藏大臣、四川总督。 他头戴清代官员冬季所戴的暖帽，长髯垂胸，面容清癯，眼神沉稳，尽显晚清重臣的威严与沧桑。

赵尔丰一生功过交织，他在川边藏区推行改土归流，以强硬手段平定土司叛乱，粉碎了英国势力渗透西藏的阴谋，巩固了中国西南边疆，被部分学者誉为“收复西藏的左宗棠”

1911年任四川总督后，他奉清廷之命镇压保路运动，下令向和平请愿的民众开枪，酿成“成都血案”，因此获得“赵屠户”的骂名，也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之一。四川宣布独立后，他在1911年底被新政权处决，头颅被游街示众，成为清朝灭亡时唯一被处死的总督。

这是由英国摄影师丁乐梅在1909-1911年间拍摄的西南（云贵高原一带）家族上坟后，料峭春寒，连绵起伏的山地，几位男子穿着厚重的棉袍、戴着瓜皮帽，围坐在坟前的草坡上，可见当时早春的寒意。

他们正在分享祭祀用的供品，这在古代被称为饮福受胙——祭拜先人后，将供品分而食之，寓意把先人的福气吃进肚里，保佑家族兴旺。地上放着竹篮、酒壶和简单的碗筷，有人递饼、有人举杯，氛围朴素又温情，完全是清末民间真实的生活写照。

这是中国末代状元——刘春霖的肖像照，拍摄于清末民初，刘春霖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科状元，也是中国1300多年科举史上的最后一位状元（1905年科举制度被正式废除），因此被称为“末代状元”。

他头戴清代瓜皮小帽，帽顶缀有顶珠，帽身饰有团寿纹等吉祥暗纹，身穿立领暗纹长袍，衣襟为传统盘扣设计，衣身印有万字纹、回纹等古典吉祥纹样，面料厚实考究，是清末中产/士绅阶层的正装，透着端庄儒雅的气质。

1904年殿试，他被慈禧太后点为状元，次年科举制废除，他成为中国科举史上的“收尾者”，见证了这一延续千年的选官制度的终结。他曾入翰林院，后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回国后参与立宪运动；民国时期，他拒绝北洋政府、伪满政权的拉拢，坚守民族气节，晚年以卖字为生，保持了文人风骨。

这张照片拍摄于晚清至民国初年的上海，记录了当时一家印刷厂里，排字工人的工作场景。

画面中央的工人，正站在一个巨大的弧形排字架前，双手在密密麻麻的铅字格里飞快地取字。他动作熟练，显示出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排字先生”。在当时，排字工需要认识大量汉字，才能从成千上万的铅字中快速找到所需的字，因此这份工作被视为一种技术含量很高的脑力劳动。

环绕工人的巨大架子就是排字架，也叫“字架”。它由无数个小方格组成，每个格子里都存放着一枚枚铅活字。这些铅字按照部首、笔画或音韵规律排列，方便工人查找。

这张照片是晚清时期一位身患肌肉萎缩的底层男子，男子骨瘦如柴，腿部肌肉严重萎缩，细如枯枝，衣衫褴褛、布满破洞，赤脚坐在泥泞的土地上，面容憔悴枯槁，眼神里满是麻木与绝望，是长期饥饿与疾病折磨的典型模样。

他坐在破旧土砖墙的屋门前，身后是昏暗简陋的房屋，地面泥泞不堪，没有任何医疗或生活设施，身旁只有一根简易木凳，连最基本的温饱与遮体都难以保障。

他所患的肌肉萎缩，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既无药物可治，也无营养支持，底层百姓生病只能“听天由命”——既没钱看医，也无药可买，只能任由病痛吞噬生命，能活多久全看身体的极限。

1871年，由西方摄影师摆拍，还原了晚清街头底层赌徒，这两位男子均留着晚清典型的剃发留辫发型，身着粗布短打、赤脚，站立男子手持一条长布条，这是街头赌局的关键道具——既可以用来快速罩住赌具、躲避官府查禁，也能在赌博时迷惑对手、制造悬念。

地上铺着席子，散落着骰子、小碗、筹码状小物件，竹篮里还装着更多杂物，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街头赌具。坐着的男子低头沉默，可能是赌客、同伙，或是配合演戏的“托”，用来招揽路人参与赌博。

清末民初，北京狭窄的青砖胡同里，一位穿着绸缎面厚棉袄、棉裤的妇人（大概率是满族旗人或京城富商眷属），正被一群衣衫褴褛的乞丐团团围住乞讨。

妇人衣着厚实体面，面料光滑，是当时北京富裕阶层的典型冬装，透着生活的优渥。乞丐多为老人、孩童，穿着打满补丁的破棉袄，拄着拐杖，有的蜷缩在墙根，有的伸手围堵，衣着单薄破烂，与妇人的装扮形成刺眼的对比。

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等接连战乱，加上华北地区频发的自然灾害，让大量农民破产沦为流民，涌入北京等大城市乞讨求生，街头乞丐成为清末民初北京的常见景象。

这是一张民国老北京街头小吃摊的珍贵老照片，光头摊主穿着厚实的棉袄，一口冒着滚滚热气的大锅，摊位上整齐叠放着粗瓷碗，瓷缸里插满筷子，旁边还摆着几排芝麻烧饼。

冒着热气的锅大概率是豆汁儿、茶汤或卤煮这类老北京特色热食，旁边的芝麻烧饼/焦圈是标配佐食，酸香的豆汁配焦脆的饼，是老北京人刻在骨子里的味觉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