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开讲 明成祖朱棣 朱棣的历史地位，有一项极其显赫的贡献，那就是迁都北京，重修大运河，与其父朱元璋一脉相承，承前启后，完成了三百年后南北汉人融合的伟业。如果说朱元璋出身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凤阳，他的南北统属还略显争议，那么朱棣的情况则毫无疑问——他出生于南京，成长于南京，称帝后大部分时期的国都也在南京，血脉与文化上，他是纯正的南方人。然而，这位南方出身的皇帝，却毅然力排众议，把大明的政治中心迁往北方的北京。其原因何在？他不仅是南方的君主，更是整个华夏的帝王，是中华大地的守护者与统合者。 北宋时期，百年休兵后的《檀渊之盟》，已经让宋人把燕云之地视作“异域”，把居住在那里的民众看作与汉人不同的“燕人”，不仅心存戒备，更充满了轻视与排斥。到了南宋，《绍兴和议》明确提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举国上下心安理得地偏安一隅，把北方中原视作“他乡”，对辛弃疾等南下的中原英杰，更是以“归正人”的身份防范压制，种种歧视与打压由此而生。

当蒙元王朝横空出世，推行“四等人政策”，长江南北的华夏子民被人为分隔为“四等南人”和“三等汉人”，待遇截然不同。北方的“三等汉人”将领张弘范率军南下，六年鏖战攻陷襄阳，写下诗句道出征战之感：“铁甲珊珊渡汉江，南蛮犹自不归降。”他围攻襄阳的雄心和战果被刻石铭记，“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满怀自得，却丝毫不曾因灭掉最后的华夏政权而心生不安。 元末年，朱元璋起兵，江南地区在胡尘下饱受战火折磨，百年之久；中原地区从北宋末年算起，沦亡已超过二百五十年；而云贵、河西、辽东、燕云、河套一带，自晚唐五代以来，失土已四五百年。如此长时间的分隔，使南北汉人几乎演化为两支独立的族群。在蒙元的“四等人政策”与人为隔离下，泾渭分明的局面已呼之欲出。若不加以纠正，其后果，可想而知——只需看今日俄罗斯与乌克兰同室操戈、势同水火，便一目了然。 乌克兰，本是俄族最初的发源地，基辅是罗斯诸城之母。公元882年，留里克王朝在基辅建立罗斯公国，奠定俄族国家雏形。乌克兰语原本也是俄语的一种方言，语言交流几乎无障碍。然而，13世纪蒙古大军南下，基辅罗斯公国覆灭。留里克王族的一支后裔在弗拉基米尔建立莫斯科大公国，历经三百年后，终于推翻金帐汗国的统治，于16世纪建立沙皇俄国。经过长期征战，俄国收复乌克兰与克里米亚，却因历代沙皇短视，未能将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彻底融合，反而沿袭差别待遇，延续分离状态三百年，最终造成民族分裂，兄弟反目。

相比之下，华夏民族极为幸运。朱元璋与朱棣父子，凭借雄才大略与卓远目光，不仅开国立朝，更胸怀天下，以宽广胸襟推动南北统一。他们不满足于只做“南方人的朝廷”，而是要建立“全华夏的朝廷”：设立南北榜、修缮大运河、迁都燕京，最大限度地融合南北汉人，让分离三百年的“南人”与“北人”，再次认同自己为同一个“汉人”。 中华民族的祖源地在河南关中，千年故都在长安洛阳，任何地方都无法割裂我们的民族根脉。不要被小说家所说“没有朱元璋朱棣，也有张无忌张丹枫”的虚无论调迷惑，混一南北的伟业，并非随便哪个君主都能完成。从秦始皇、汉高祖到汉武帝，历经五代人，建立了大一统的基础，但即便如此，唐朝安史之乱之后，唐代宗、唐宪宗、唐武宗、唐宣宗、后周太祖、后周世宗、宋太祖、宋太宗、宋神宗、宋哲宗、宋孝宗……整整六百年，多少有志之君力图恢复帝国，却一个个功败垂成。不是时运不济，不是能力有限，而是历史积弊所致。 不要天真地认为今日遍布天南海北的汉人，从古至今自然就是统一民族。事实上，各地生活习俗、喜好迥异，方言差异巨大，“十里不同音”远超欧洲列国的语言差别。欧洲不同国家文字语言可互通，例如挪威语、瑞典语、丹麦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甚至荷兰语与德语；但汉语官话区内的江淮官话与四川话，差别远大于官话与吴语、粤语的差异。正因如此，欧洲语言逐渐演化为独立民族，形成新的国家，而中华文明能在两千年维持大一统，三千年持续华夏理念，五千年承续文明，则实属奇迹。

因此，中华民族和文明的延续，靠的正是几千年来共同的文化意识和民族认同。从周公、孔子、管仲，到诸子百家与司马迁，再到李白、苏轼、文天祥，他们笔下的文字，就是同一文明的构建史。独立民族意识一旦形成，便难以消弭，历史上最危急的时刻，如西晋永嘉南渡、北宋靖康之耻，胡族入侵造成南北大分离。然而，隋唐与大明的统治者，正是通过一系列“混一南北”的政策，消弭数百年裂痕，重建汉民族意识，这种远见卓识与历史贡献，功在千秋，惠及万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