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夏朝的直接文字资料依旧未被考古学界确认，甚至连夏朝的继承者——商朝的甲骨文中，也没有提及夏朝这一称呼。甲骨文中的十五万片出土文物中，唯一频繁出现的是西邑这个地名。经过解读，专家们发现，商朝的统治者之所以频繁祭祀西邑，主要源于他们对该地神灵的恐惧，生怕遭遇灾难。那么，为什么西邑会如此神秘且具有如此大的威慑力呢？

直到清华大学在境外抢救回了一批战国时期的楚简（即清华简），才揭开了这个谜团。在《尹诰》篇中，赫然出现了一句：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这句话的发现，解开了商朝甲骨文中提到的西邑的谜题，原来西邑实际上指的就是西邑夏，即我们熟知的夏朝。这也暗示了，商朝和夏朝之间不仅存在着历史交织的恩怨关系，商王祭祀西邑的频繁，正是为了祭奠和警惕那个曾经灭国的夏朝。

然而，这段历史也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夏朝的名称是否是夏朝人自己所称呼的呢？毕竟，《清华简》出土于战国时期，而战国时期与商朝、夏朝的年代差距甚远，因此这份资料本身并不能直接证明夏朝时期人们是如何称呼自己的。

类似的历史谜团并不鲜见。在考古学界，曾有一个困扰专家们多年的曾随之谜。史书上记录着一个叫随国的古老诸侯国，但在考古发掘中，屡屡发现曾字的文物，导致专家们一度认为曾和随可能是两个并存的西周封国。直到曾侯乙墓的发掘，才揭开了这一谜团。原来，曾国人自称为曾国，而外界称他们为随国。这种现象并非个别，战国时期楚国自称为楚，而秦国却称其为荆。

那么，夏朝这一名称又是如何得来的呢？

关于夏朝这一名称的最早记载，实则来自周朝建立之后。即便是最早记录大禹治水的出土文物——西周的青铜器《遂公盨》，也没有直接提到夏朝这一称谓。更早的甲骨文中，虽然出现了夏字，但并未与一个朝代相挂钩。直到《尚书》及其它文献出现时，才将这一名称系统地传承下来。

事实上，夏朝在考古学上的发现并非始于文献的记载，而是早在1959年，考古学家便在洛阳偃师的二里头一带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文化遗存，介于中原龙山文化与早期商文化之间。这个文化遗存不仅有着雄伟的宫殿、精美的青铜器，还显示出它曾是一个拥有广泛影响力的王朝。虽然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并没有直接的文献证据来标明它就是夏朝，但这一考古发现无疑为夏朝的存在提供了证据。商朝的甲骨文中提到的西邑，虽然与夏朝有所联系，但并未给出明确的朝代名称。

目前尚未有明确的自证材料来直接证实夏朝的名字。例如，商朝自称大邑商，便是明确的自证材料。而类似的自证材料在夏朝的考古遗址中并未出现。因此，关于夏朝这一名称的由来，我们至今仍无法完全确定。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周朝根据流传下来的资料，称夏朝为夏这一名字，可能是借用了这一朝代的规模和盛大地位。事实上，周朝并非首次创造了历史上朝代的名字，比如殷商这一名称就是周朝所创。殷商的甲骨文中并未使用殷字自称，商朝人自称商，而周朝却以殷商指代商朝。夏朝的名称或许与殷商类似，是周朝以大国之意赋予其名称的。

另一个可能性则是，周朝自创了夏这一名称，作为对商朝之前的强大文明的一个泛称。在周朝建立之初，它自称夏，从而为自己与夏朝的历史渊源提供了一个文化和法理上的继承感。

而夏朝与周朝的关系则有着深远的背景。在大禹治水时期，周人作为大禹的重要帮手，参与了整个治水过程。周人便是夏朝初期的盟军之一。也正因如此，周朝称自己为夏的继承者，是合乎情理的。实际上，夏与周的关系非常复杂，周人不仅是大禹的盟友，还是推动夏朝崛起的关键力量之一。

这一历史背景也可以通过陶寺的暴动事件来进一步验证。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揭示，陶寺晚期遭遇暴力入侵，这一时期刚好是夏朝建立的时间节点。陶寺的衰落，以及随之而来的陶鬲器物的流行，暗示了周人可能参与了这场变局。这些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周朝与夏朝之间密切关系的线索。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周朝在历史的演绎中会自诩为夏的继承者，这种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联系，或许正是周朝力捧夏朝，且力图与之联系紧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