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蓝铜瓶

固原，古称大原、高平、原州，坐落于宁夏南部，地处关中平原与河西走廊的咽喉要道，素有“左控五原，右带兰会，黄流绕北，崆峒阻南”之称，历来是中原王朝经略西北的军事重镇和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重要节点。明清两代，固原的战略地位愈发凸显，明廷在此设“三边总制”，成为西北军事指挥中心；清代延续其军事枢纽地位，同时亦是商贸与文化交汇之所。这一特殊的历史地理背景，使得固原地区的文化积淀既有中原文明的深厚底蕴，又融汇了北方游牧、西域乃至藏地文化的多种元素。

贵族阶层作为时代的精英群体，其物质消费与文化生活往往是时代风貌与地域特色的集中体现。陈设品作为装点居所、彰显地位、寄托精神的重要器物，超越了单纯的实用功能，成为研究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域社会文化、工艺水平与审美风尚的绝佳窗口。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以下简称“固原博物馆”）珍藏明清精品文物多，尤以一批工艺精湛、风格独特的贵族陈设品引人注目。本文即以此类藏品为中心，试图透过器物本身，解读明清时期固原贵族的生活图景与文化选择。

一、固原明清贵族陈设品的品类与工艺特征

室内陈设，指在室内装修的基础上，对家具器用、照明灯具、生活器具、楹联匾额、装饰织物、陈设物品、艺术与工艺品以及绿化景等，进行功能和审美方面的综合规划和设计布置。本文探讨的固原博物馆所藏明清陈设品分为以下品类：

（一）釉色精美的饮食、陈设两用器

白瓷梅花杯（明）

粉彩花卉瓷盘（清）

瓷器是明清贵族陈设中不可或缺之物，馆藏瓷器不乏当时审美主流产品，如明代白瓷梅花杯，高8.5、口径12.5厘米，造型端庄，发色沉稳，器身的梅花纹和兰花纹工整。清代粉彩花卉瓷盘，口径33.1、高4.5、底径18.2厘米。色彩艳丽，盘面通体饰牡丹、菊花等花卉纹样，盘底印“乾隆年制”款识，这种粉彩盘不仅绘画繁复，显示华丽和高档，而且制作工艺和烧制水平要求较高，用于贵族群体，也是满清文化与传统纹饰融合的结果。

粉彩龙凤盘（清）

月季纹瓷盘（清）

但更具特色的是那些带有区域文化交流印记的器物，例如馆藏粉彩龙凤盘，口径33.6、高5.3、底径19.3厘米，还有一件相同龙凤盘规格略小，盘底印有“江西袁新兴出品”款识，很好地说明了景德镇瓷器畅销边陲之地；月季纹瓷盘，口径39.5、高3.2、底径29厘米，边沿装饰黄白相间的月季花卉，盘底印英文款识“英国利物浦某瓷器厂制造”，体现了当时的中外贸易往来。

作为中国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瓷器，是陈设品种之一，“陶瓷按照用途分类，主要有日用陶瓷、艺术陶瓷和工业陶瓷，在室内常设的有花瓶、茶具、餐具、花盆等，品类众多，做工精美，在室内陈设或雅致，或富丽，具有较高的观赏性和艺术性。”因此，上述杯、盘瓷器，既是饮食器物，也可作为象征身份的陈设器。

（二）富丽堂皇的金属器皿

铜鹤（2件）

金属器，尤其是铜器，在固原贵族陈设中占有重要地位。明代的铜鹤摆件，高38.5厘米，造型精致大气，铸造工艺追求精致完美，比例协调，并在细节上进行特意表达，例如舌头弯卷特别形象，眼睛角度把握准确，显露了神韵，左鹤眼神表达着惊喜，右鹤眼神表达着安详。

景泰蓝铜瓶 景泰蓝铜瓶

景泰蓝铜首饰盒（3件）

景泰蓝铜器更彰显了上层人士的贵气意味，景泰蓝铜瓶，高20.2厘米，蓝色为底色，粉色和绿色形成花卉与叶子；景泰蓝铜瓶，高20.7厘米，黑色为底色，绿、蓝、白三色组成花鸟纹。景泰蓝铜首饰盒，三件的规格一致，均为高1.7、长4.7、宽3.3厘米。椭圆形，有子母盖，扣合严丝合缝，盖上装饰蝴蝶和牡丹纹。

（三）鎏金璀璨的佛造像

明清铜质藏传佛教造像工艺精湛，鎏金璀璨。佛造像核心功能是信仰的象征，但明清时期小型佛造像也作为文人雅赏置于书房、案头，与奇石、插花等并置，体现文人对禅意生活的追求注重和审美意境。如明末清初书画家陈洪绶的《雅集图》中，佛像与文人书案的清供相互映衬，兼具装饰与精神寄托。因此，固原博物馆馆藏的佛造像不仅是宗教圣物，更是贵族寄托心灵和体现地位所陈设的圣物。

二、陈设品显示的器以载道与多元文化交融

固原明清贵族陈设品的纹饰题材丰富，其文化内涵呈现出鲜明的多元交融特征。器物装饰中，龙凤纹、花卉纹、云鹤纹等传统吉祥图案占据主流地位。缠枝莲纹婉转连绵、生生不息，既暗喻子孙昌盛、家族延绵，又呈现出儒家文化“中和有序”的审美理想。云鹤纹则融合道家羽化登仙的意境与儒家推崇的高洁品格，既寓意长寿，又象征士大夫精神中的清高与自律。而直接以“福”“禄”“寿”等汉字变形而成的纹样，更是直白地表达了对于现世幸福、官运亨通和健康长寿的世俗愿望。

这些纹饰不仅在视觉上呈现出精致繁复、对称均衡的中原风格，更重要的是，它们承载着儒家文化中“福寿安康”“子孙繁盛”的道德理想与社会价值观。固原贵族广泛接受并且喜好这些图案，既表明其在政治和文化层面上对中原王朝的认同与归附，也反映出他们主动内化中原主流价值、融入汉文化秩序的努力。通过这些纹样，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种审美选择，更是传统的话语实践。

清代佛教文化因素是固原地区特色的文化标签，如前文提到的铜佛造像，在文化意义上已非简单的装饰，而是一种具有神圣功德的宗教符号。这表明固原的蒙古、汉人贵族不仅政治上与藏区联系紧密，在精神信仰和日常生活层面也深受其濡染，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构建中。

三、陈设品反映的固原明清背景

这些精美的陈设品不仅是静止的物质摆件，它们深度参与了固原贵族的社会生活与身份建构，也反映出明清时期固原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方面的独特地位。明清时期，固原是著名的三边总制之地，固原州城内有三边总制府、兵备道、镇守府、副将府、左游击衙、右游击衙、固原卫、州等官府衙门。文武百官云集，勋贵辈出。

这些通过军功获得爵禄和赏赐的家族，传播的文化使明清历史更为多彩。明代铜鹤摆件，这种大规格和精湛工艺的陈设品，可能是朝廷对地方大员的赏赐品。景泰蓝铜首饰盒，体型小而精致，显然是贵族妇女的物件。还有来自景德镇的官窑瓷器、鎏金的铜佛像，都是价值不菲的陈设品，它们有的花丝镶嵌，有的镂刻鎏金，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技艺，采用上等的材料，反映了固原贵族的政治地位、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

固原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军事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明清时期，固原军事重镇地位依然如故，设总督14年，设提督237年，设镇27年，从大量的考古发掘证明，固原在历史时期的文化一直繁荣，到明清时期仍然如此，这时的固原政治与军事重心为文化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洪武二年便在开城县、隆德县设立了儒学，万历二年固原总督石茂华创建了城南书院，天启五年又新设苑马寺儒学铨除教谕一员。自此后固原儒学学员成倍增加，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西吉博物馆馆藏的明代状元及第铜镜，正是这一方面兴盛的物证。清嘉庆二年，固原州创办文光书院，道光十五年固原州创办文昌书院，同治八年左宗棠在今天的泾源县设归儒书院等。光绪十七年五原书院正式创办，是今天固原市第一中学的前身。五原书院碑，收藏于固原博物馆。以上展示的明清陈设品上，装饰多梅花、兰草、牡丹等纹饰，它们的造型亦有儒雅之气，证明了固原作为边陲之地，对传统文化积极认同，繁荣发展。

明成化四年固原城修建、置卫，社会环境稳定，佛教的发展得到又一次重视，须弥山石窟就是很好的例证。成化十二年“大佛楼”重建完工，其他设施得到大规模装修，工程艰巨庞大。其中，“尚有不少佛教徒自己出自装修的事例”证实了这一时期固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且具有经济能力，而固原博物馆收藏的明清时期铜佛造像更是重要参考。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所收藏明清时期贵族陈设品的文化因素，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器物绝非孤立存在的艺术品，而是深深植根于固原特殊历史土壤中的文化复合体。以其多样的材质与精湛的工艺，展现了明清时期手工业生产的高度成就以及边陲贵族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它们既是使用者政治地位、经济实力与社会声望的象征，也是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与审美趣味的物化表达。同时深受藏传佛教文化影响，是多元文化在边陲地区交融互鉴的珍贵物质载体。

本文原标题《论固原明清贵族陈设品》，载于《文物天地》2025年第11期，参考文献从略，下载全文请登录中国知网首页-出版物检索-文物天地

作者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

编辑：严小稚 贾亚楠（实习）

审核：朱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