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长在朱元璋的起步阶段便与其并肩创业，虽然没有亲自参与过一场直接的战斗，立下赫赫战功，但他在保障军队后勤、制定规章制度，使得军队逐渐走向正规化方面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正因如此，他稳居开国文臣的首位，享有极高的声誉。 然而，就是这位功勋卓著的大臣，在洪武二十三年，竟然被朱元璋以胡惟庸一党为罪名，满门抄斩，整个家族七十多口人命丧黄泉。此事一直以来在历史上引发了极大的争议，舆论分为两派，一方认为李善长的死实属冤屈，完全是因为朱元璋性格的残暴与多疑，导致了他的悲剧；而另一方则认为，李善长自有其过错，死是罪有应得，因他本身就有不正之举。

为李善长喊冤的代表人物中，最著名的当属明初文学家与朝中大臣解缙，他为李善长所写的《代李善长辩冤梳》，可谓是最早为他辩护的文章。解缙的论据并非依赖于当时已成定局的供词，而是从李善长所处的地位和动机出发，细致地分析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王国用，作为解缙的同道，也在辩护中提出了强有力的理由，他认为李善长根本不可能有谋反的动机。毕竟，在当时，他已经是朝廷中数一数二的大臣，几乎无法再攀升到更高的职位，除非篡位做皇帝。然而李善长不可能为了权力去协助胡惟庸反叛。若胡惟庸成功篡位，李善长依旧是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第一大臣，地位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那么为何要冒险造反呢？

此外，李善长不仅聪明，而且非常理智，他应该清楚，跟随胡惟庸谋反的成功率几乎为零。就算有一丝机会，他也不可能做出这种自毁前途的决定。 朱元璋在看到王国用的辩疏后，竟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这一点更加引发了后人的种种联想。

除了王国用外，清代的历史学家赵翼也曾为李善长鸣冤，他指出，胡惟庸早在洪武十三年就已死，而胡党之狱却发生在十年之后的洪武二十三年，显然中间的时间差距极大。赵翼认为，朱元璋的猜忌心态使得他将许多开国功臣都卷入了这场胡党之狱，以此为名，利用这种冤屈案件为自己和后代的江山奠定更稳固的基础。 当然，持不同看法的人也不少。一些人认为李善长的死实为应得，认为他的罪过多在于个人性格与判断失误。明末清初的大文学家查继佐就从李善长的性格入手，认为他识人不明，胡惟庸是他举荐给朱元璋的，结果却反害了自己；同时，李善长的目光也短浅，过度依赖与胡惟庸之间复杂的姻亲关系和利益纠葛，最终给自己招来了灭顶之灾。

查继佐虽未否认李善长案是朱元璋故意牵连的，但他认为这是历史环境所迫，朱元璋的残忍不完全可以归咎于他个人，因为李善长与胡惟庸之间的复杂关系，让朱元璋不得不做出防范，以免李善长在日后利用这些利益纠葛威胁到大明江山的根基。 无论是为李善长鸣冤的一派，还是认为他罪有应得的一派，两者都认同一个事实，那就是李善长的狱词明显是牵强附会，朱元璋为了打击开国功臣，刻意捏造了一些罪名。

这两派的分歧，究竟是朱元璋太过猜忌、暴虐，还是李善长过于轻视形势、未能收敛？这个问题，或许每个读者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