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长在朱元璋的起步阶段便与其并肩创业,虽然没有亲自参与过一场直接的战斗,立下赫赫战功,但他在保障军队后勤、制定规章制度,使得军队逐渐走向正规化方面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正因如此,他稳居开国文臣的首位,享有极高的声誉。 然而,就是这位功勋卓著的大臣,在洪武二十三年,竟然被朱元璋以胡惟庸一党为罪名,满门抄斩,整个家族七十多口人命丧黄泉。此事一直以来在历史上引发了极大的争议,舆论分为两派,一方认为李善长的死实属冤屈,完全是因为朱元璋性格的残暴与多疑,导致了他的悲剧;而另一方则认为,李善长自有其过错,死是罪有应得,因他本身就有不正之举。
为李善长喊冤的代表人物中,最著名的当属明初文学家与朝中大臣解缙,他为李善长所写的《代李善长辩冤梳》,可谓是最早为他辩护的文章。解缙的论据并非依赖于当时已成定局的供词,而是从李善长所处的地位和动机出发,细致地分析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王国用,作为解缙的同道,也在辩护中提出了强有力的理由,他认为李善长根本不可能有谋反的动机。毕竟,在当时,他已经是朝廷中数一数二的大臣,几乎无法再攀升到更高的职位,除非篡位做皇帝。然而李善长不可能为了权力去协助胡惟庸反叛。若胡惟庸成功篡位,李善长依旧是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第一大臣,地位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那么为何要冒险造反呢? 此外,李善长不仅聪明,而且非常理智,他应该清楚,跟随胡惟庸谋反的成功率几乎为零。就算有一丝机会,他也不可能做出这种自毁前途的决定。 朱元璋在看到王国用的辩疏后,竟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这一点更加引发了后人的种种联想。 除了王国用外,清代的历史学家赵翼也曾为李善长鸣冤,他指出,胡惟庸早在洪武十三年就已死,而胡党之狱却发生在十年之后的洪武二十三年,显然中间的时间差距极大。赵翼认为,朱元璋的猜忌心态使得他将许多开国功臣都卷入了这场胡党之狱,以此为名,利用这种冤屈案件为自己和后代的江山奠定更稳固的基础。 当然,持不同看法的人也不少。一些人认为李善长的死实为应得,认为他的罪过多在于个人性格与判断失误。明末清初的大文学家查继佐就从李善长的性格入手,认为他识人不明,胡惟庸是他举荐给朱元璋的,结果却反害了自己;同时,李善长的目光也短浅,过度依赖与胡惟庸之间复杂的姻亲关系和利益纠葛,最终给自己招来了灭顶之灾。 查继佐虽未否认李善长案是朱元璋故意牵连的,但他认为这是历史环境所迫,朱元璋的残忍不完全可以归咎于他个人,因为李善长与胡惟庸之间的复杂关系,让朱元璋不得不做出防范,以免李善长在日后利用这些利益纠葛威胁到大明江山的根基。 无论是为李善长鸣冤的一派,还是认为他罪有应得的一派,两者都认同一个事实,那就是李善长的狱词明显是牵强附会,朱元璋为了打击开国功臣,刻意捏造了一些罪名。这两派的分歧,究竟是朱元璋太过猜忌、暴虐,还是李善长过于轻视形势、未能收敛?这个问题,或许每个读者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