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日本侵略者的疯狂与残暴几乎达到了人类无法想象的程度，他们给中国带来的伤亡至少高达3500万，经济损失更是无法估量。这一切，源于日本极端的军国主义，而这种军国主义的根源，恰恰可以追溯到明治天皇的统治。那么，明治天皇究竟有多疯狂？ 明治天皇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他的统治催生了极端的个人崇拜，也直接推动了日本疯狂的军国主义。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正式颁布，将天皇置于国家权力顶端，赋予其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并带有神授的色彩。宪法规定，天皇在军事上拥有绝对权威，军队不属于国家，而是属于天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日本侵略者自称皇军，而汉奸也对他们恭敬地称之为皇军。 宪法进一步规定，各大臣不对首相和议会负责，而是直接对天皇负责，由天皇任命或罢免文武官员。首相若想罢免大臣，必须以内阁意见不一致为由整体辞职，再由天皇重新组阁。这种安排加深了天皇的神圣不可挑战性，同时培养了民众对天皇的极端个人崇拜。通过宣传忠君思想，日本被描绘成神国，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神，军队则是神的延伸，军国主义行为因此获得神圣合法性。

1876年至1880年，日本政府安排明治天皇进行大规模巡幸，百姓不惧风雨，抱着婴儿、搀扶老人，成群结队前来朝拜，甚至把天皇走过的砂石当作圣物供奉在家中，以祈求家人平安、五谷丰登。1912年7月，明治天皇因尿毒症去世，被誉为军神的乃木希典守灵不眠。9月明治天皇下葬之日，乃木希典与夫人双双自杀殉葬，被奉为国之忠臣，日本为其举办国葬、建神社、塑铜像。 二战三大元凶之一的首相东条英机也曾坦言，他与普通民众唯一不同之处在于被天皇赋予首相责任，他的所有光辉不过是沐浴在天皇的光辉下，否则不过是路边一块小石头。这种极端的天皇崇拜与个人光环，让整个日本社会陷入疯狂的军国主义氛围。 明治天皇的统治模式还造成了军政分离，以及军部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格局。日本军队和政府都直接对天皇负责，政府无法干预军队行动，军部逐渐成为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权力中心，形成了军人主宰政府的局面。二战结束后，这一点尤为明显：德国被绞刑的战犯多为文官，说明德国战争由政治家主导；而日本被处决的战犯中，陆海军将领占据主导，说明日本战争主要是军人发起的。

天皇作为大元帅，统帅陆海军，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辅佐其统帅权，陆军省和海军省大臣既是内阁成员，又有直接向天皇上奏的特权，甚至无需首相同意。大本营条例明确规定，首相不得参与作战计划与指挥，军部由此享有法律和事实上的独断特权，形成二重政府。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将军担任，名义上是内阁成员，却只向天皇负责，这导致内阁几乎完全受制于军部，政府逐渐成为军部附庸。在这种变态体制下，疯狂的军国主义得以滋生，日本政府逐渐失去主动权，军部成为战争的操盘手。 明治天皇还将军国主义教育和武士道精神推向极致。1890年10月，他颁布《教育敕语》，让日本学生从小学便接受以效忠天皇为核心的教育。每逢节庆，学校师生必须向天皇御像行礼、山呼万岁，校长宣读《教育敕语》，全体师生低头聆听，同时演奏颂扬天皇统治千秋万代的《君之代》，形成浓厚的宗教氛围。 早在1878年，《军人训诫》就明确忠实、勇敢、服务是军人根本精神，禁止议论天皇或朝政。1882年，明治天皇颁布《军人敕谕》，规定军队世代效忠天皇，军人需背诵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朴，战死为神，被俘或投降的士兵在家乡视同死亡，名字甚至从户籍中删除。《军人手册》甚至规定，要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在这种教育下，日本士兵将投降视为终身耻辱，战死沙场成为至高荣耀。武士道精神被推到极致：先舍己命，方可取他人命。樱花被比作武士，花期短暂而凋零无残，士兵崇尚这种瞬间耀眼、无遗留的精神境界。明治时代，日本皇室男性必须服役陆海军，从小接受军事教育，形成从军即荣耀的社会习俗。武士道精神成为拼死作战的精神支柱，日本军国主义与天皇个人崇拜相辅相成，造就了疯狂而残酷的军国主义社会。 参考文献：《太平洋战争系列》青梅煮酒著，现代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