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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自称上下五千年，虽略有夸张，但不可否认，在现存世界文明中，我们的历史确实是最为悠久的一脉。从浩瀚的中华史中，有无数对文明发展意义深远的时期，其中春秋战国无疑是中国历史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点。

春秋战国，是一个大动荡、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频繁的战争成为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征。尽管战争给社会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但也在另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的革新。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军事领域的变化最为直观显现。战争的风格，从早期双方恪守军礼，到后期诡计百出，经历了一场彻底的风格革命。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复杂多样，政治与经济的动荡固然是催化剂，但根本推动力还是社会思想的转变。

思想的转变，使得人们不再完全遵循周礼中的作战规范，而是开始崇尚以诡道取胜。春秋时期，军礼虽已开始松动，但仍保留着一定威严。学界曾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战国之前的战争更多像过家家，并不以杀人为最终目的，而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应从战国时期开始。

先秦时期的战争，讲究作战礼仪。两军交战之前，必须互下战书，主帅约定时间与地点，等双方部队就位后才能开战。表面上，这似乎只是形式，实则体现了深厚的礼法约束。西周建立后，周公旦提出国家必须有规范的礼仪制度，他制定的《周礼》涵盖各类礼仪，其中就包括战争礼仪。《周礼》中明确规定，无论何种战争，都必须遵守礼仪标准，阴谋诡计遭到一致反对。

《周礼》将军事礼仪分为大师、大均、大田、大役、大封五种，不仅涵盖作战，也包括修筑城池、稳固边境等任务。随着西周建立与分封制普及，这套军礼在社会中根深蒂固。诸侯交战或天子出征，都需遵循这一标准。这种以军礼为尊的军事风格，一直延续至西周灭亡，进入春秋时期才开始逐渐改变。

西周灭亡后，周平王在诸侯支持下东迁洛阳，建立东周。残存的王室掌控的土地与军队已大不如前，分封给有功之臣的土地使周天子权威衰微。强大的诸侯开始觊觎天下共主之位，但碍于礼法与诸侯众多，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争夺诸侯霸主地位。于是，西周分封的诸侯国陷入连绵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周礼也随之崩塌，军礼在战争中的地位自然一降再降。

尽管如此，军礼在春秋时期仍具一定影响力。两军交战前仍需约定时间地点，并禁止斩杀传递信使，这也就是**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由来。宋襄公时期的战争便充分体现了军礼的影响力。春秋时期，最早称霸的是齐桓公，随后晋文公登上霸主宝座。晋国衰落后，南方楚国悄然崛起，挑战中原霸主地位。宋襄公雄心勃勃，趁机争霸，与楚军在泓水展开决战。

宋襄公本可趁楚军渡河疲惫之机发起突袭，但他坚持周礼，不许偷袭，甚至让宋军后退十里，待楚军完全渡河再决战，并打出了仁义之师的旗号。结果可想而知，楚军顺势发起猛攻，宋军全军覆没，宋襄公的霸主梦成了笑谈。这一切，正是过度遵循传统军礼的代价。

进入战国时期，周天子名存实亡，春秋初年的诸侯混战，最终只剩下七个强国——战国七雄。诸侯征战目的从争霸转向兼并，以图最终取代周天子，统一天下。战争变得以杀人为目的，风格也随之转向不择手段的诡道。

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特别是法家趋利避害的理念，使得战国时期的统治者和军队不再执着仁义礼法，而是钻研如何最大化自身利益。战争本质上成为实现兼并与统治目标的工具，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孙子兵法》正是这一时期兵家思想的代表作。孙武及其兵家追求胜利至上，采用非常手段获取信息与破坏敌方。秦赵决战时，赵国名将廉颇采取固守以逸待劳，秦国派间谍散布谣言，赵王轻信，废掉廉颇兵权，由纸上谈兵的赵括上阵，结果赵军惨败四十万，长平之战因此成为赵国无法与秦抗衡的分水岭。

由此可见，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发展与新思潮的兴起，传统礼乐制度逐渐失去权威，依附于礼仪的军礼在战争中基本消失。总体而言，春秋战国军事风格从崇尚军礼转向推崇诡道，恰恰反映了时代变迁与战争目的性的演变。这种变化，虽残酷，却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 参考资料： 《史记》 《春秋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