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未来究竟会走向何方？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三次对其作出预言，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为果断与深刻。

1929年，31岁的汤因比首次踏足亚洲，并在1931年出版了《中国之旅》。那时的中国正处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军阀割据、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不安。年轻的汤因比尽管深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从西方知识精英的角度，用西方技术文明的标准审视世界，却依然感受到中国不可忽视的存在和潜力。

在东北，他曾说：在我亲自踏进满洲之前，我就很有把握地知道日本绝不会在那里扎下根来。他深知，中东路问题若得不到解决，大灾难随时可能降临。他预见中俄两国最终会在中国东北北部形成一种文化交融的社会——俄罗斯的文化，中国的血脉。他称北京为世界的首都，认为其宏伟气势丝毫不逊色于罗马、纽约或君士坦丁堡。汤因比也听到一些受西方教育的中国青年高喊砸烂旧文化的口号，他由此判断，中国的古老体制已经彻底落伍，其衰亡几乎不可逆转。

他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内战，将中国与新近建国的土耳其相比较：土耳其人在学习文化，而中国人却在相互厮杀，仿佛两国交换了传统角色。谈及中日文化差异，他指出，日本人对历史有敬畏与传承的意识，而中国人往往对历史遗迹漠不关心，甚至毁之殆尽。但在英国殖民下的威海卫，他却看到了另一番景象——那里的治理几乎如同世外桃源，也许我发现了中国历史黄金时代的最后一束光——汉唐遗风。然而，他预言，这样的桃源亦难逃中华文明陨落的命运。在年轻汤因比看来，中国文化终将被西方文明所同化。

二战后，汤因比对中国的看法经历了深刻转变，并愈发精确。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人类社会翻天覆地，曾经光辉灿烂的维多利亚王朝已成过去。当他第二次造访中国时，正是日不落帝国衰落的1967年。此时，他出版了《历史研究》《文明经受着考验》等一系列著作，彻底摆脱欧洲中心论的束缚，明确提出一切文明皆等价的理念。他认为，不能以偏概全地评判世界，而应尊重每一种文明的独特价值。

汤因比的目光更加理性与客观，他强调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反对西方中心论。他认为，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关键，在于中国模式与希腊模式的结合。这一思想，为他第三次将中国文明提升到解决人类整体困境高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他眼中，中国文明肩负着为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使命。他指出：美苏代表‘现在的国家’，而中国是让人对未来充满想象的‘未来的国家’。在1969年出版的著作中，他写道：中国何时恢复在世界历史上的统治地位，虽然难以预料，但迟则在二十一世纪初，快则二三十年后就能重新登上历史舞台。这一二三十年后的判断，正对应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二零零零年间，中国逐步崛起为全球重要力量。虽然有学者认为汤因比的预判过于乐观，但他四年后与池田大作的对话再次坚定了这一观点。

汤因比向池田大作表明，未来能统一世界的，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他强调，自秦始皇以来，中国始终在世界历史中扮演核心角色，肩负着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历史使命。尽管池田大作对当时的中国处境有所怀疑，他认为任何闭塞与压抑自由的社会都会陷入文化停滞，但汤因比却从文革的混乱中看到了希望。他坚信，中国前景光明，正在为人类文明创造令人惊叹的丰功伟绩。

汤因比特别推崇老子的道家思想：道法自然，大道强大无比，不以人为主导而自成其理，民众因而自化自正，自富自朴。如果违背民众自然需求，社会压抑自由，又如何能统一世界？人类必须顺应宇宙规律，与终极存在合一，才能汇聚力量。 他还考察了包括日本和东南亚在内的华人移民，认为中国文明的传播并非靠征服或殖民，而是通过人口的自然迁徙，潜移默化地扩展文明影响力。这种顺应民意的策略，比西方殖民文化更为持久与有效。相比之下，他批判希腊文明模式，认为它带来了无休止的战争，也孕育了现代西方的霸权与好斗性。中国模式则是从分散走向统一，通过大地域、多民族、核心文化的和平发展，实现文明的长期稳定。战争虽有，但多为大一统或抵御外侵之需。 在汤因比看来，历史上中国成功地将数千万甚至数亿民众团结于政治文化之下，这正体现了天下和为一家的理念与中国独特的统一本领。这种文化认同和统一经验，正是当今世界最迫切需要的，也是道法自然的必然选择。 他深信，中国的成长是缓慢而稳健的，文明因此得以保存与延续。他引用拿破仑的话：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一旦觉醒，世界将为之震动。汤因比告诫人类，不必畏惧诺查丹玛斯的预言：人类不会灭亡，拯救人类的希望在东方，西方只象征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