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七年五月二十六日，闽浙总督马新贻被慈禧太后召入紫禁城养心殿，外面，他的儿子马毓桢在殿外焦急等候，似乎在商议着什么重要的事情。当马新贻走出养心殿时，马毓桢忍不住大吃一惊——父亲的面色苍白，满头大汗，神情恍惚，与进宫前的风采完全不同。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一位如此稳重的高官在此时如此失态？

不到两个月后，七月二十日，紫禁城发出了一道急令。圣旨以最快的速度送往南京，命令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而两江总督之职由马新贻接替。那份意在改变大清危局的圣旨，最后却仅改变了马新贻的命运。

清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江宁府的校场上，马新贻照例主持每月一度的阅射。原定的阅射因前一天下雨被推迟了一天，但今天终于如期进行。阅射结束后，马新贻步行回府，却突遭一名男子拦路，呼喊着大战伸冤。马新贻停住脚步，正待询问缘由，突然，这人抽出一把短刀直刺向他。虽然护卫及时反应过来，夺下了刺客的刀，但马新贻却已倒在了血泊中，伤重不治。第二天正午，马新贻，江南的总督，死于非命。

马新贻遇刺的消息一传出，整个朝廷为之一震，尤其慈禧太后，更是极为关注。作为一位高官，竟然在自家领地遭到刺杀，这样的事在大清朝史上前所未有。慈禧随即下令彻查此案，并亲自钦点漕运总督张之万赴江宁会审。但尽管朝廷不断催促，五个月过去了，除了几份疑点重重的奏折，案件依然未能有明确进展。

面对马新贻死得如此蹊跷，慈禧对案件的处理格外慎重。马新贻不仅是她亲自选定派往两江的心腹，若不能彻查此案，必将影响官场的信心。于是，她决定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亲自前往江宁，继续审理刺马案。

正值春节前夕，南京的寒风和细雨中，家家户户忙着准备年节的喜庆，然而，江宁城中的官员们却陷入了不安与迷茫，因为慈禧钦派的郑敦谨已抵达南京。

一到南京，郑敦谨便不顾旅途疲劳，紧急召集了所有官员进行询问。与他一同出席的，还有一位不容忽视的人物——曾国藩。马新贻死后，曾国藩重返两江总督之位，而此次他也参与了案件的审理。面对郑敦谨的提问，南京的各级官员几乎如出一辙，都认为刺客张汶祥供认不讳，但对于行刺原因，却始终答不上来。

张汶祥，河南河阳人，承认刺杀马新贻是自己的行为，然而每当被问及行刺动机时，他总是吞吞吐吐、言辞闪烁，始终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于是，郑敦谨将目光转向了张之万，毕竟他是最早参与调查的钦差大臣之一，但张之万的答复却也充满回避，最终草草交了一份结案报告，称张汶祥行刺马新贻的动机与他与马新贻的旧怨有关。

根据这份报告，张汶祥的行刺动机分为三点：一是他回到宁波后发现自己被剥夺了妻子与财产，他曾向时任浙江巡抚的马新贻求助，但马新贻未曾理会，最终气急之下，他甚至逼妻自尽；二是他曾有几名海盗朋友被马新贻捕杀；三是马新贻严令张汶祥停止非法经营典当行，切断了他的一条生路。张汶祥因此积怨成恨，决定报复。 然而，这份报告漏洞百出。张汶祥为何不直接找那些夺走他妻子和财产的人，而要去向不理自己的马新贻寻求公正？更奇怪的是，作为正式的法律文书，报告结尾竟然用商属可信这四个模棱两可的字眼来评价张汶祥的供词，这不禁让人心生疑虑。

郑敦谨对这份报告产生了强烈的疑问，于是再次询问张之万和曾国藩的审案进展。张之万和曾国藩皆言，审问未果，但曾国藩的回答却显得避重就轻，不愿深究此事。此时，布政使孙衣言按捺不住，愤然发声：若背后的主谋逍遥法外，天下谁敢放心？话语铿锵有力，瞬间使得现场鸦雀无声。

郑敦谨感觉这背后定有蹊跷。虽然张汶祥被捕已久，案件中没有任何明确的结论，但所有人似乎都在推诿责任，心中难免产生了疑虑。 当郑敦谨亲自审问张汶祥时，他发现这位刺客并不像卷宗中描述的那样邪恶和混乱，反而异常冷静。尤其让他感到诧异的是，曾国藩虽与他一起主审此案，却始终不发一言，仿佛与此事无关。此时，郑敦谨更加确信，张汶祥背后必定有一个深不可测的力量在操控。 在案发现场，郑敦谨回顾刺杀过程，刺客的动作异常熟练迅捷，显然是经过训练的杀手。更令他疑惑的是，刺客刺杀后并未逃走，反而大喊：刺客就是我张汶祥，养兵千日用在一朝。这一举动似乎昭示着他背后有人指使，并且是孤注一掷地承担后果。 经过深思，郑敦谨决定与马新贻的儿子马毓桢深入交谈。没想到，马毓桢在面对询问时，表情瞬间变化，神情显得异常紧张。最终，马毓桢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马新贻在赴任两江总督时，除了要打击湘军的势力外，还承担着一个特殊的任务——追查太平天国圣库的失踪财富。 这一信息让郑敦谨震惊不已。原来，马新贻之死背后，或许隐藏着更深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