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时期,明朝的军队数量一度达到191万,这个数字出现在洪武二十六年。百万大军作为基数,一直是当时的底线。与此同时,正因周边威胁较多以及要进行统一,洪武时期发生了九次重大战役,其中包括八次北征和一次收复云南,战果为八胜一败。这段时期的战争相对贫乏,但却也为明朝的稳固和扩张打下了基础。到了洪武二十一年(1387年),全国人口已突破1065万,而这个数字也为洪武时期的军事和经济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朱元璋时期的兵员支撑主要依赖于两大支柱:军屯和大规模超量印发纸币。每60个百姓中,就需要供应1名士兵,这样的负担可以说是沉重的。然而,朱元璋曾宣称不给民间一粒粟,虽然这话有些夸张,但实际上确实有其依据。首先,军屯体制非常发达,永乐元年的2300万石粮食产量,就是洪武时期军屯体制的辉煌成果。虽然标志着永乐时期的成就,但这其中的主力还是来源于洪武时期的政策。
此外,大规模超发纸币也是当时的一项重要举措。在洪武八年(1375年)之前,明朝的主要货币还是铜钱,而铜钱的制造能力仅能满足20万两白银的流通量。白银的存量理论上达到九千万两,但这只是理论值,实际的流通量和民间的藏银极为有限。纸币的流通完全依赖政府的信用,且没有金银作为支撑。如果当时不是因为朱元璋严厉整顿政权、打击土地兼并、清明吏治和推行儒家思想治国,那么这种大规模超发纸币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正因如此,到了后期,随着政府信用的下降,纸币的价值也急剧贬低,到了孝宗时期,纸币的价值几乎接近废纸。 在朱元璋的基础上,崇祯时期的纸币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了价值,连白银也成了权贵的工具。崇祯与朱元璋的共同问题在于都面对着庞大的军队和频繁的战乱,但两者的局势截然不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明朝政府的信用已经接近崩溃。 崇祯时期,政府的信用几乎为零。虽然皇帝拥有权力,但却没有威信。朝廷内部的争斗不断,官僚体系腐败,甚至社会上的各类利益集团已经完全丧失了对皇权和秩序的基本尊重,思想变得纷乱不堪。这时,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基本消失,社会秩序的崩塌也开始显现。更为严重的是,政府连基本的税收都难以收上来,不是因为东林党阻挠,而是因为皇帝、阉人、外戚、大官僚、官商、海盗等势力横行,明政府根本不敢向他们收税,而只能向中小商人和普通百姓征税。自万历时期以来,连续多年的万税令中小商人几乎无力交税,逐渐崩塌。 而纸币的价值也早已荡然无存。崇祯也曾想效仿朱元璋,凭借政府的信用超发纸币,但已经没有人愿意接受和认同。这时候,纸币的发行不仅没有任何意义,反而成了烂纸。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当年所采取的超发纸币的策略,尽管依赖政府的威慑力和严刑峻法,但在崇祯时期却因为政府信用的彻底崩塌而无效。正因为政府信用的丧失,纸币的价值不再能支撑国家的经济运作。当时,即使崇祯想要大量发行纸币,也没有人愿意接受,纸币变得毫无价值。到了明朝中后期,纸币已经无法再作为流通货币使用,政府的财政危机也彻底爆发。 至于太监是否出奸臣多于文臣这一问题,实际上并非简单的君主与宦官的对立,而更多的是皇帝借助宦官来处理朝政的挡箭牌。宦官本身并不一定更具权谋,而是皇帝因自身局限而依赖他们,成为了权力斗争中的一个工具。 至于蓝玉因三宗罪被朱元璋处死的原因,其中包括养马、北元皇妃、广收干儿子等,这些举动直接挑战了朱元璋的权威。蓝玉的所作所为无疑给了朱元璋实施大规模整肃的理由。至于丰臣秀吉与大明交战的根本原因,是出于误解还是确有实力,这背后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军事对抗,更有政治和文化的错综复杂,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