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花草有灵,它们大概见证过太多隐秘的时刻——
沈复此生最痛,是一盆兰花。
那是他年轻时得一盆极品春兰,花苞初绽时“如捧露珠,若含笑意”,他视若珍宝。后来外出谋生,妻子陈芸悉心灌溉,那兰花长得葱绿雅净。
不料有人索要不成,竟用滚烫的开水浇杀。
沈复回家见兰花枯死,痛得“肝肠寸断”。从此发誓:终生不再养兰。
这事记在《浮生六记》里。后来他改养杜鹃,而妻子陈芸更有趣——用针刺死螳螂、蝉、蝴蝶,用细丝系在花草间,做出“抱梗踏叶”的姿态,宛然如生,见者无不称绝。
这是清代乾隆年间的事。你大概想不到,两百多年前,已经有人这么玩“昆虫标本花艺”了。
但沈复的故事,只是中国插花史里的一朵浪花。在他之前两千年,还有两个人,比他更“花痴”。
屈原:那个身上挂满草的怪人
比沈复早两千年,有个更“花痴”的人。
战国时的楚国,如果有人看见屈原在江边走来走去,身上挂满各种花草,千万别以为他只是个“植物爱好者”。
他在《离骚》里写的那句“纫秋兰以为佩”——把秋兰串联起来佩戴在身上——不是时尚宣言,而是一场无声的政治抗议。
不过得说个冷知识:屈原戴的“兰”,不是今天花店里的兰花。
学者考证,先秦的“兰”指的是菊科泽兰属的佩兰,一种水边香草。而今天所谓的兰花,要到北宋才被文人广泛栽培。
但屈原开了个头:从此花草在中国文化里,不再是单纯的植物。它们有了人格,有了气节,有了脾气。
只是那时还没人把它们插在瓶里。
武则天:那个冬天逼花开的女人
又过了千年,到了唐代。
一个冬天,武则天喝醉了酒,下了一道圣旨:“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之;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
意思是:朕明天要去花园玩,你们花都得给我开。
第二天,百花慑于皇威,纷纷绽放——唯独牡丹不开。
武则天大怒,把牡丹从长安贬到洛阳。谁知牡丹到了洛阳,开得更艳。她又下令火烧牡丹,结果牡丹枝干焦黑,花朵却更加夺目,从此得名“焦骨牡丹”。
这是民间传说的版本,明朝才写进书里,离武则天时代已过千年。
但故事背后有真事: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牡丹确实刚从太原引种到长安。到唐玄宗时,牡丹才真正红起来,贵到什么程度?白居易写:“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一棵牡丹值几万吊钱,够十户中等人家交一年赋税。
这么贵重的东西,谁舍得剪下来插花?
所以唐代宫廷插花的主流花材,可能不是牡丹。但这不妨碍牡丹成为那个时代的审美象征——毕竟,那是“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的年代。
宋代文人:给花“立规矩”的人
到了宋代,插花彻底变了。
不再是富贵人家的炫富游戏,而成了文人的必修课——与点茶、焚香、挂画并称“文人四艺”。
宋人插花,讲究“理念”。什么叫理念?就是通过几枝花,表达某种人生哲学。梅花代表清高,水仙代表孤洁,兰花代表君子——花不再是花,而是格物致知的媒介。
苏东坡有一首诗写海棠,里头那句“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就是典型的文人心理:不是看花,是跟花对话。
也是这时候,真正的兰花开始进入文人视野。黄庭坚、苏轼开始吟咏兰花,直接借用了屈原“香草”的意象,赋予它君子品格。从此,“梅兰竹菊”四君子的阵容正式成型。
宋代还有一本奇书,叫《瓶花谱》,专门教人怎么插花。里头讲究“参差不伦,意态天然”——花枝要高低错落,不能排得整整齐齐,要像长在自然里那样。
这套审美,后来传到了日本,影响了他们的花道。
回到沈复:那个为兰花“绝兰”的男人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沈复。
他生在乾隆年间,是个不得志的文人。一生没当过什么大官,就爱写写字,种种花,和妻子陈芸过小日子。
他写《浮生六记》,记录的全是这些琐事。其中有一篇,专门讲插花。
他定下规矩:
瓶花的数量宜单不宜双,每瓶只取一种花;
花朵的次序要参差错落,避免重叠;
插花用的“花针”要小心藏匿,保持清爽无瑕——“瓶口宜清”。
他还写了一个细节:插花时,要把花枝剪得长短不一,长的插在瓶底,短的插在瓶口。“如以针孔窥人,愈短愈佳”——就像从小孔里看人,越短越有味。
这已经是艺术家的视角了。
所以那盆春兰被开水浇杀,他才会那么痛。不是因为花贵,是因为那是他一手养出来的、带着自己心气的东西。
他还有一个可爱的故事:某夜月色甚佳,兰影映上粉墙,友人星澜醉后兴起,取素纸铺于墙上,就着兰影用墨浓淡描绘。次日再看,“虽不成画,而花叶萧疏,自有月下之趣”。陈芸珍爱此作,请朋友们在上面题咏。
画的是影子,珍爱的是那份清趣。
两千多年,从屈原到沈复,花草在中国人生活里的角色,走了一个漫长的弧线——
屈原把它们挂在身上,是为明志;
唐人把它们供在宫廷,是为富贵;
宋人把它们插在瓶里,是为格物;
沈复把它们摆在案头,是为过日子。
到了今天,我们插一枝花,又是为了什么?
或许什么都不为。只是看着它,觉得心安。
就像沈复说的另一句话:
“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
岁月把人变瘦,却把花养肥。这大概就是人与花草之间,最朴素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