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形象的崩塌始于19世纪初，当时马嘎尔尼和阿美士德两支访华使团的到来，为英国观察中国及中国人提供了直接的窗口。18世纪末，马嘎尔尼作为英国使节率领庞大的使团抵达中国，他在出发前做了充分准备，力图完成英王的重大嘱托。乾隆皇帝则希望借此机会将英国纳入朝贡体制，下令认真接待。然而，由于礼仪上的差异，双方发生冲突，导致这次外交使命最终失败。1816年，阿美士德再次踏上中国土地，旨在打开中国门户，但繁文缛节再一次成为中英交往的障碍。英国使团虽投入大量金钱和精力，却连皇帝地面都未见便被驱逐，这一事件在英国乃至欧洲引起轩然大波。那么，在这些使团眼中，中国人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形象呢？

使节们最渴望见到的自然是皇帝。马嘎尔尼对乾隆皇帝的第一印象极佳，他称赞皇帝很少患老年疾病，容颜和行动如60岁的健壮人……脸色红润，腰背挺直。皇帝行动自如，身体健康，使团成员对访华之行信心倍增。更重要的是，皇帝精神焕发，自始至终愉快自如，丝毫不像外界传言中那般阴郁沉闷；端庄的仪态、神采奕奕的眼神、稳重庄严的风度，皆显露出仁慈与内在修养的光辉。使节们对乾隆皇帝的政治才能颇为钦佩，马嘎尔尼认为，从顺治到乾隆四位皇帝皆具卓越智力、非凡精力和果断毅力。巴罗亦认为，乾隆善于出谋划策，宽厚仁慈，对百姓施以救济，对敌人则毫不留情。

然而，使节们对整个清王朝持怀疑态度。乾隆后期，清朝已显下滑趋势，马嘎尔尼直言庞大的上层建筑根基空虚……即使皇帝智慧与精力充沛，也难以保证国家机器永远平稳。乾隆帝好大喜功，频繁征伐，生性风流，中华帝国在他统治下虽表面繁荣，实则千疮百孔，国库干涸，民不聊生。即便皇帝身体康健、励精图治，也难以维持辉煌统治，其傲慢和喜怒无常的行事风格让使节们感到无可奈何。

马嘎尔尼与阿美士德使团在华期间，礼节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们。他们必须一次又一次与中国官员就跪拜等礼仪进行反复谈判，常常徒劳无功。在他们看来，跪拜是一种屈辱和虚伪的行为，显示出皇帝的唯我独尊，这种态度进一步延伸到中国人的交往方式：社交主要由形式和规矩支配，冷漠而刻意，客气表面化。在圆明园，马嘎尔尼单腿跪地呈交书信，乾隆亲手接过却未启阅，随手置于一旁，使节们颇为不悦；当尝试谈及访华主要目的时，皇帝兴趣缺缺。巴罗见赠送的哈彻特马车被随意丢置，更认为中国人这是故意示意欧洲人的手艺并不被重视。

如果说这种傲慢尚可接受，那么皇帝的善变和不可预测便令人困惑。马嘎尔尼使团拜见乾隆后，尚未谈及通商贸易便被遣返，这种毫无理由的待遇让使节们感到困惑与愤懑，仿佛进入北京时穷极无依，居留期间如囚犯，离开时如流浪者。阿美士德抵华时，嘉庆皇帝更显喜怒无常，最终使团连皇帝地面都未见便被驱逐。亨利·埃利斯在著作中多次提及担心皇帝陛下生气，反映出使团对皇帝和官员的极度不满。

实际上，使节们与皇帝直接接触的时间有限，他们主要面对的是中国大小官员。马嘎尔尼使团形容官员为表面殷勤、内心猜疑，讲究礼节却粗鲁，假谦逊却顽固。官员们的热情接待被视为炫耀天朝上国的实力，而非真心款待。马嘎尔尼仍给予中肯评价：大批免费供应的物资源源不断……款待在世界上少见；接待者宽厚恳切，温和可亲，随行武官勇敢正直，处处展现军人应有的品质。

然而，对礼节的僵化执行和傲慢行为使使节感到不快。官员接受跪拜时傲慢自大，对所赠礼品漠不关心，言行中充斥优越感和虚荣心，太监贪婪，宰相和中堂阴奉阳违，这些都让英国使节留下极差印象。阿美士德使团入境后，礼节问题再次成为交涉焦点，嘉庆帝多次下旨要求遵循中国礼仪，而使团识破官员诡计后，双方矛盾加剧，交涉多次不欢而散。

使团在中国的旅程不仅涉及官员，更接触到普通百姓。他们通过观察和亲身体验，对中国民众的生活习惯和性格进行了详细记录。脏乱成为最直接印象：衣着粗糙不洁，生活习惯不讲卫生，甚至集体用杯饮酒，喜食大蒜辣味食物。巴罗细致描写，从皇帝到农夫，污秽滋生寄生虫而人们却漠不关心，麻木不仁。中国人的勤劳被视为机械化，思维受庞杂体系约束，情感被压抑，目睹落水者无人施救的情景让使节们困惑。身体上的虐待亦极端残酷，巴罗用粗鲁地、强迫、狠狠鞭笞等词汇描绘百姓所受苦难。

18、19世纪的英国热衷探险，使团中常配备科学家和画家，负责调查未知世界。这些观察、记录汇聚在帝国知识体系中，使英国成为真正的博物帝国。通过使团的调查，中国社会文化、民俗风情被系统记录和传播，对当时英国社会形成深远影响。

总体来看，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中国人在西方眼中的形象急剧下滑，从睿智、善良逐渐转为愚钝、愚昧、野蛮。使团的亲身经历和记录，加速了中国形象的崩塌，形成自大与自卑、假正经与真浅薄、彬彬有礼与粗鄙下流交织的印象。外交任务或许失败，但情报搜集成果卓著，使团准确测量中国军事部署、详细记录社会文化，为英国鸦片贸易与武装入侵提供了充足依据。

马嘎尔尼使团因接待相对友好，对中国人的勤劳、善良、热情有所肯定，认为可通过谈判扩大贸易；阿美士德使团因遭冷遇，对中国人评价低，认为单靠平等交流难以打开市场。总的来说，自18世纪中后期，中国人的形象逐渐矮化，东方化标签凸显，观念和文化权力结构渗透至政治、经济与道德层面。访华使团眼中中国人的傲慢，往往源自自身未获特殊优待后的不满，而最终扩大贸易的目标未达，也被归因于中国人的愚钝与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