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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邵元冲日记》记载，11月14日上午，孙中山一行人在香港登上了日本邮船春洋丸号，启程前往上海。这次北上之行，承载着无数期待与风雨交织的历史使命。

为了给孙中山北上的行动营造声势，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仅在舆论上给予强力支持，还在孙中山乘坐的春洋丸号邮船抵达上海吴淞口的11月17日，组织了近万余民众聚集在登岸码头，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人群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仿佛每一个口号都能震撼天地，彰显着民族的脊梁与力量。

旅途的开始 11月19日，上海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孙中山慷慨陈词。他回忆吴淞登岸之时，一位日本记者质问他：英国想阻止先生在上海登岸。孙中山从容回应：上海是我们中国的土地，我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他们都是客人。主人在自己的领土上，行使职权，自然随心而行。我登岸后，虽住租界之内，但只要遵守租界条例，任何政治运动我都可进行。这番话不仅显示了他对帝国主义的坚决立场，也让鲍罗廷暗自安心，心中生出一丝欣慰。

孙中山在莫里哀路寓所暂住数日后，嘱咐随行人员分头乘轮，以天津为会合地点。他自己则带着戴季陶、黄昌谷等少数亲信，于21日从上海登上日轮上海丸号，辗转日本前往天津。长崎登陆之后，他一路至神户，这座美丽的海港城市，承载着他与宋庆龄蜜月的回忆。停留近一周，宋庆龄甚至在神户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发表了关于妇女解放的演讲。此行，他们受到日本许多同情中国革命的老朋友热烈欢迎，出席东京、大阪、神户的旅日华侨及国民党人举办的欢迎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一位日本政界重要人物出席。尽管如此，孙中山在日本稍得休憩、重温旧情后，精神和体力看似尚可，但病情却悄然恶化。

11月30日，他们乘北岭丸号离开日本，数千民众涌至码头送行，场面壮观。

失望的开始 抵达天津后，孙中山遵随随行人员的建议，拜访了张作霖。这是两人一生唯一的一次会晤，但因张作霖的傲慢与盛气凌人，使孙中山深感屈辱。张作霖对孙中山坚持联俄政策和反帝立场极为不满，而段祺瑞的失信，也让孙中山心中难免失望。原来，段曾承诺孙中山北上前不去北京，待亲自会谈后方才赴京，但他最终反悔，擅自南北调动，这让孙中山对段的诚信产生极大失望。

鲍罗廷早已看透这一切。他提醒孙中山，日本人热情的背后可能另有所图，涉及北方局势的微妙利益。旅途的劳累、心情的失落，加上风寒侵袭，孙中山终于在天津病倒。然而，他没有放弃国家政治的参与。国民党11月13日发布北上宣言，全国范围内召开的国民会议运动迅速展开。国民党派出百余名宣传员，各地领导运动，如果孙中山滞留天津，势必引发外界揣测，加之天津医疗和居住条件有限，他最终抱病启程入京。

联席式的中央政治委员会 孙中山途经日本前往天津，因外交原因，鲍罗廷未能同行，于是他先到北京居住在苏俄使馆，与加拉罕磋商事务。获知孙中山病情严重，鲍罗廷火速赶至北京迎接。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乘火车抵达北京。前门火车站的月台上，乌云密布、寒风凛冽，却被涌动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巨幅标语迎风招展，手握红绿小旗的人群瑟瑟作响，场面壮丽而肃穆。面色憔悴、卧于卧铺的孙中山被随行人员搀扶着走下火车，微笑着向群众回礼。下榻北京饭店后，一部分随行人员住入顾维钧家。由于健康状况危急，他很快被送入洛克菲勒基金创办的北京协和医院。

1925年1月26日，在协和医院手术台上，医生确诊孙中山患肝癌晚期，已无法挽救。到京后，他几乎卧床不起。在动手术前夜，他口授汪精卫、陈友仁，将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政治委员会移至北京。上海、广州的张静江、孙科等人闻讯赶到，临时组成联席式中央政治委员会，由汪精卫、李石曾、吴稚晖、于右任、丁惟汾、王法勤、李大钊、张国焘等人组成，鲍罗廷为高级顾问。在孙中山病重至逝世期间，这一机构承担处理一切政治事务的最高职责。会议内容涵盖全国国民会议促进会召集、善后会议态度、报刊筹办、广东局势及军事委员会事务、经费问题等，鲍罗廷亦频繁参与，为会议提供策略建议。

国民会议与善后会议的较量 联席政治委员会成立后，最棘手的问题是对段祺瑞善后会议的应对。国共两党积极贯彻孙中山北上宣言，各大城市纷纷成立国民会议促进会，声势浩大。孙抵天津后，段祺瑞一面拉拢孙中山支持善后会议，一面加紧筹备。然而国共两党坚决抵制。孙中山明确表示善后会议是善军阀、官僚之后，非善民国之后，12月26日通电反对。鲍罗廷建议国民党有条件参与善后会议，但因孙病重未能坚持。最终，政治委员会妥协，提出以条件参与善后会议，但坚持关键决策由国民会议掌握。

1925年1月17日，汪精卫起草、孙中山审定复段祺瑞电，文中表明对善后会议原则上赞同，但决策权仍归国民会议。2月1日，段祺瑞悍然召开善后会议；次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发表声明拒绝参加。3月1日至4月16日，国共两党在北京共同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形成与善后会议针锋相对的政治运动。北京同时出现两个对立形式的政治会议，鲍罗廷利用善后会议宣传国民党纲领的计划落空，但仍密切关注政治局势，组织中央委员联席会议以维持党务运作。 孙中山最后的日子 随着政治斗争愈发复杂，孙中山病情持续恶化，医生判定无力回天。2月18日，他被转回顾维钧家，开始中医治疗。稍有起色时，他在花园散步，身边有宋庆龄、何香凝及侍卫秘书悉心照料。身体好转时，他仍与部属商议政务，鲍罗廷与加拉罕时常来访。2月24日，汪精卫等人将政治和家事遗嘱读给孙中山听，他示意同意。但听到宋庆龄在屋外哭泣，他又要求暂缓签署，称自己还能活些日子。 3月10日，远在广州的军事胜利为孙中山带来慰藉：东征军在布留赫尔、廖仲恺、蒋介石领导下打垮陈炯明部，占领潮安、汕头，即第一次东征。孙中山欣慰，通过何香凝指示前线军队务必爱民守纪。翌日清晨，孙中山病情急剧恶化，何香凝发现他目光涣散，急请汪精卫将遗嘱交上。宋庆龄泪流满面搀扶孙中山，在《政治遗嘱》《家事遗嘱》及《致苏俄遗书》三份文件上签下名字。随后，侍守人员依次签署证明。 3月12日清晨，孙中山心脏永远停止跳动，享年59岁。悲伤的宋庆龄以手覆其双眼，众人失声痛哭。消息传来，北京各界人士纷至顾家吊唁，苏俄使馆及各地机构下半旗志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共产国际，莫斯科机关停工，斯大林亲自研究遗体处理方案，决定派专家赴华防腐处理，并运水晶棺材安放于北京，以供瞻仰。 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严肃处理移灵出殡事宜。3月19日，根据治丧委员会安排，协和医院大礼堂举行祈祷仪式，燕京大学歌咏队唱悼歌，司徒雷登主持诵读祭文。灵柩移至中央公园，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覆盖，张继、于右任、林森、汪精卫、李大钊等轮流抬柩。沿途十余万人送葬，口号声震天响，浩荡的群众表达着对革命领袖的无限敬意。 分裂的开始 孙中山的逝世不仅让鲍罗廷失去敬重的朋友，也给其在华政治使命带来重大挑战。早在孙病重时，国民党右派便开始蠢蠢欲动。冯自由等人在北京成立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试图取代中央执行委员会，但遭坚决抵制，老党员纷纷声明与之无关。鲍罗廷利用这一局势，思考国民党内部斗争策略，并于4月6日向莫斯科报告，希望右派分裂出去，以便实现理想化的党内组织结构。因此，他对右派的斗争主要局限在党内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