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霸州人口概况 在北宋时期，霸州的经济发展历程深深受制于边境的政治与军事态势。自澶渊之盟签订后，宋辽关系逐渐缓和，边境的紧张局势得以舒缓，霸州所在的河北沿边州军也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尤其是榷场的开通，使得当地经济呈现出稳步向上的态势，人口随之逐年增加，整个地区的发展像是一股温润的春风，悄然推动着社会各层面的活力。

宋辽之间不再爆发大规模战争，霸州地区因此获得了宝贵的休养生息时光。社会的稳定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土壤，而人口的扩张又反过来推动了本地农业、手工业、商业乃至文化教育的发展，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北宋时期的民户制度区分主户与客户两类。邢铁先生在《宋辽金时期的河北经济》中指出，北宋统计户口时所记的口，主要指成年男性，也就是男丁。通常每家有一至两名成年男性，再加上老幼妇女，总人口大约五口左右。而程民生先生在论文《宋代家庭人口数量初探》中提出，宋代家庭的平均人口约为七人，这与前述记载大致相符。

在《太平寰宇记》和《元丰九域志》中，都有关于霸州地区户数的详细统计，《宋史》中亦有相关记载。然而，由于各文献记录的时期不同，因此对霸州人口的统计数据存在差异。例如北宋初期，据《太平寰宇记》记载：皇朝户主三千六百六十三，客一千二百四十四，也就是说，宋太宗时期霸州主户三千六百六十三户，客户一千二百四十四户，总计四千九百零七户，按每户七人折算，总人口约为两万八千六百七十九人。破虏军（信安军）则皇朝户主三百一十，客八十二，折合人口约为两千七百四十四人。 到后来，霸州地区的主户增至三千九百七十三户，客户为一千三百二十六户，总计五千二百九十九户，折合人口三万一千四百二十三人。神宗元丰年间，据《元丰九域志》统计，户：主一万四千一百二，客九百五十七，合计总户数一万五千七十七户，总人口约十万五千五百三十九人。信安军此时主户三百一十八，客户三百九十一户，折合人口四千九百六十三人。

到了北宋中后期，霸州地区主户达到一万四千四百三十八户，客户一千三百四十八户，总户数一万五千七百八十六户，折算总人口约十一万五百零二人。徽宗崇宁年间，《宋史》记载霸州户一万五千九百一十八，口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信安军户七百一十五，口一千四百三十七。若按每户五人折算，户数总计一万六千六百三十三户，总人口应约十一万六千四百三十一人，但《宋史》中口数记载仅为二万二千九百五十三，与折算人口差近九万人。不过考虑到口多指成年男丁，每户约一至两名男性，这一数据仍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整个北宋时期，霸州的人口总量呈现持续增长趋势。太宗时期，由于宋辽边境战事频繁，霸州人口仅在三万左右，并不算多。随着边境稳定，战火消退，人口迅速扩张，到神宗元丰年间已超过十一万，至徽宗崇宁时期，人口达到十一万六千余，是北宋初年的三倍多。河北边境一百余年的和平，为霸州人口增长提供了良好环境，而人口稳步增长又为农业、商业与手工业注入了活力。

北宋霸州的农业 霸州地区的农业以种植业和渔业为主。《宋史·食货志》记载，江北之民杂植诸谷，江南专种秔稻，江北指长江以北，包括霸州在内，诸谷是指麦、稻、稷、菽、黍等五谷作物。因此，霸州的农田主要种植小麦和其他谷类作物。《文献通考》记载端拱元年五月，霸州大雨雹，杀麦苗，可见小麦在北宋时期已经广泛种植。

值得注意的是，水稻这一南方作物在霸州也有尝试种植。雄州知州何承矩奉命在雄霸州一带开展屯田，引入水稻种植。天禧五年（1021年），诸州屯田总四千二百余顷，河北岁收二万九千四百余石，说明霸州确实种植过水稻。但由于北方非水稻的优势产区，种植习惯不稳定，产量波动较大，主要目的在于利在蓄水，以限戎马，即保持水塘防御体系的运作，限制敌军骑兵的行动。 霸州地区塘泊密布，水系发达，渔业资源也极为丰富。北宋官府鼓励百姓发展渔业，东自信安、保定军，雄、霸、莫州，西至顺安、广信、安肃军，保州塘泺，民有渔船者，并置籍给牌，蠲其日纳钱，即拥有渔船的百姓可登记发牌，免除捕鱼时的税费。

此外，霸州每年产出大量螃蟹。《春渚纪闻》记载：河朔雄、霸与沧、棣皆边溏泺，霜蟹当时不论钱也。每岁诸郡公厨糟淹，分给郡僚，与转饷中都贵人，说明螃蟹不仅价格低廉，还用于官府食用及上供京城。北宋朝廷和辽朝廷均禁止在界河（如拒马河）捕鱼，以避免边民冲突，禁缘边河南州军民于界河捕鱼，时契丹民有渔于界河者，契丹即按其罪，移牒安抚司，因命条约。 北宋前期，由于战事频繁，霸州商业发展缓慢，但自澶渊之盟后，商业逐渐活跃起来。

北宋霸州的商业 《宋会要辑稿》记载霸州每年需上缴商业税：霸州旧在城及大城、文安三务，岁五千九十六贯。熙宁十年，在城：二千四百九十八贯一百七十四文，文安县一千二百二十一贯，大城县两千九十八贯，总计五千四百一十七贯。信安军旧在城一务岁五千九百八十六贯，熙宁十年在城一千四百三十四贯一百五十七文，由此可见，信安军商税大幅下降，而霸州商税稳步上涨，原因在于霸州成为河北四大榷场之一，原本信安军的边境贸易转入霸州榷场。 此外，北宋霸州的商业税收还包括酒税和盐税。朝廷在全国设有专门机构征收酒税，并设酒监，例如马湜曾监霸州盐酒税，监督酒税征收。民间私酿、贩酒被严格限制，只有县以下单位获准经营并纳税。朝廷还实行扑买法，允许商人承包官方酒利。霸州地区在州城、大城县、文安县、万春镇设酒务，每年酒税可达二万四千五百三十六贯，丝三十六两。 熙宁十年（1077年），酒税包括祖额与扑买：祖额一万八千九百一十九贯五百九十八文，扑买一千七百十八贯一百七十二文。信安军酒税较少，说明多由官方销售，商人承包有限。元丰之前，霸州食盐亦可民间贩卖。元丰七年，北宋在霸州实施食盐专卖，河北盐法渐已就绪…尽行榷卖，以增其利，当年河北东路地区收入二十七万四千八百五贯六百一十八文。然而食盐价格上涨过快，民间不堪，次年朝廷取消专卖法，恢复民间通商，明年，遂罢河北榷法，仍旧通商。可见，盐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尤其是边境地区，价格过高易引发民怨，影响地方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