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所谓荐举制度，便是朝廷指定一定级别的官员，以特定形式推荐其他官员的一种选官制度。这一制度在宋代以前已有雏形，宋代以后虽然有所演变，但从影响范围广泛、制度化程度高以及朝廷对其重视程度来看，宋代无疑是其发展史上最为成熟的阶段。

在宋代，荐举制度与科举制度、铨选制度共同作用，成为推动选官体制发展的三驾马车，有效保障了宋代选官制度的正常运转。尽管如此，这项制度并非完美无缺，它在最初的设立阶段就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制度性问题，而到后期，其弊端逐渐显现，甚至造成了更多的负面影响。

一、承袭唐制有创新，范围扩大制度化 宋代的荐举制度源自唐代。在唐代之前，封建王朝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一直是通过不同形式的荐举。直到唐朝，科举制度正式取代了传统的荐举，逐渐成为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同时，铨选制度也在官员的晋升环节中逐步形成，通过考核官员的资历、政绩等标准，决定其升迁与贬谪。

然而，荐举并没有彻底消失，它仍然作为铨选的一种补充形式存在。唐朝早期，皇帝常常在铨选之外，颁布诏命，要求一些特定官员推举人才，尽管这一形式并未成为固定化的制度。

安史之乱后，藩镇权力不断壮大，许多节度使为了便于把心仪之人送入朝廷，逐渐要求唐朝政府扩大荐举的范围。最终，唐德宗恢复了荐举制，规定每年冬季，中高级官员可以向中央推荐符合条件的人选。由于这一制度每年实施一次，因此被称为冬荐制。从此，荐举作为一种制度化的选官方式正式回归了历史舞台。

宋朝建立后，继承了唐代的荐举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多项创新。 首先，被推荐的官员范围大幅扩展。在隋唐五代时期，被举荐的官员仅限于幕职州县官，例如州录事参军、诸曹官员，以及县令、县丞、县尉、县主簿等地方官职。然而，在宋代，荐举官员的对象已突破这一限制。早在宋太宗开国之初的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他便下诏要求翰林学士推荐堪任三司判官及转运使之人。至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再次下诏，要求宰相等官员推荐堪任转运使的人才，并允许推荐一些京官中的才用清明者。这一时期，荐举对象的范围已扩展到常参官和朝官。

到了宋真宗时期，荐举的对象几乎涵盖了文官、武官，地方、中央，差遣、寄禄等各个层面，可以说，几乎所有职务的官员都能被推荐。

其次，荐举的发起人——举主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隋唐五代时期，举主仅限于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官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诸司三品以上等高级官员。而在宋朝，举主的范围逐渐扩展到了各级官员，甚至包括了转运使、知州、通判等外任官员。

最后，制度的规定愈发细化。早在淳化四年（993年），宋太宗就下诏规定，举荐时要具逐人历任、劳绩、过犯件析以闻，并强调如果没有经过严格审查，任用后出现问题，举主将被追责。大中祥符年间，宋真宗进一步细化了相关规定，明确要求知州、通判以上的官员，每年在一定范围内推荐一定数量的官员。

宋真宗的这些规定不仅使低级文武官员的荐举成为固定条件，还将荐举作为各级官员的法定义务。到了宋仁宗时期，荐举制度进一步完善，明确规定了荐举方式、程序和数量，并设立了荐举回避法，要求被举荐者不得为举主的亲属或朋友，特别是宰执大臣的亲属，以确保荐举的公正性。种种细致的规定使得宋代的荐举制度成为中国古代最为完备的荐举制度之一。

二、不拘一格是优势，实干人才得实惠 在宋代，科举考试为士大夫提供了入仕的机会，但进入仕途后，官员的升迁主要依赖于铨选和荐举。铨选通过考核官员的资历和政绩来决定晋升，但实际情况中，有些官员虽然资历不足，但才干出众；也有些才干出众的官员因人岗不匹配，无法出政绩。荐举制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拘一格，强调以才为主，这使得很多才干出众的人能够通过荐举脱颖而出，从而为朝廷提供了更多优秀的人才。

此外，荐举制度也给那些埋头苦干的士大夫们带来了希望。士大夫们知道，若铨选不能让他们晋升，依然可以通过荐举获得提升，这激励了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极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和吏治水平。从实际效果来看，荐举制度确实为宋朝政府输送了大量有真才实学的官员。

例如，北宋哲宗元祐年间，司马光曾荐举刘安世为馆职，刘安世后来历任左谏议大夫等职，并以直谏闻名，时人称其为殿老虎，死后被赐谥号忠定，他是荐举制度下的名臣代表之一。

又如，南宋初年，李纲任相时，他推荐宗泽为东京留守。宗泽在任内威惠兼著，民心悦服，其任期内，东京始终稳定在南宋的控制之下，为抗击金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再如，孝宗初年，张浚等一批名臣的推荐，使得孝宗一朝成为南宋治绩突出的时期之一。正因为如此，南宋度宗时期的黄震才会感叹道：天下之治在人才，人才之进在荐举。 三、徇私党争难克服，制度僵化背初衷 然而，宋代的荐举制度并非完美，它也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弊端。 首先，举主与被举者之间的关系容易导致某些举主和被举者之间的勾结。举主通过收受被举者的贿赂来推荐他们入官，这种现象在南宋时期尤为严重，甚至出现了举状成为明码标价商品的情况。这种腐败现象严重损害了宋朝的吏治，使得许多通过荐举任职的官员并不具备足够的能力，进而降低了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背离了荐举制度的初衷。 其次，荐举制度也逐渐沦为朋党之争的工具。举主在荐举官员时，更多考虑的是政见是否一致，而非才干和德行。王安石等政治家尽管在推荐过程中才干与德行兼顾，但也未能避免党同伐异的情况。在荐举时，常常会出现政治倾向的干扰，导致荐举不再单纯依照才德，而是受到了更多政治派系的影响。 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荐举制度逐渐僵化，失去了最初不拘一格选人才的优势。宋朝政府为治理荐举中的腐败和问题，开始限制荐举的条件，要求更加具体的量化标准，如历任、劳绩、过犯等。这些量化标准取代了才干，成为了荐举的主要依据。虽然这些措施在短期内能够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但也导致了荐举标准越来越僵化，逐渐向铨选制度靠拢，失去了原本的灵活性和选贤任能的功能。 结语： 宋代的荐举制度虽然源自唐代，但在制度化和细化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它的不拘一格、不拘资历、不次擢人的特点，不仅为宋朝政府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吏治水平。然而，荐举制度本质上仍是一种人治模式，受举主的主观意愿影响较大，导致了徇私舞弊、党同伐异等现象，腐化了宋代的官员队伍。尽管宋朝政府做出了很多改革，但这一制度最终陷入了僵化，失去了最初的活力。宋朝的经验警示我们，在设计选拔人才的制度时，必须尽量减少人为的干扰，避免制度的腐化与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