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肆虐，仿佛一道无法避开的闪电，迅速划破了全球的平静，牵动了亿万人的心。然而，翻开历史的篇章，我们不难发现，人类与病毒的斗争并非新鲜事，它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从公元六世纪首次爆发的鼠疫大流行，到十四世纪的黑死病，人类的历史上曾经历过数次与致命病菌搏斗的惨烈岁月。直到清朝宣统年间，东北地区再次爆发大规模鼠疫，时隔几百年，古老的瘟疫再次席卷而来，档案中如此写道：鼠疫一症，发现于世界已历二千余年，为时既久，为患剧烈。

**席卷而来**

1909年1月25日，俄国驻哈尔滨总领事在照会中严肃声明：自去年以来，三岔河城镇疫病盛行，俄方禁止俄人及中国人畜车辆进入该城，同时希望饬各属一体遵照。这封声明就像是这场即将来临的疫情的预警信号，在那个时代，它意味着无数生死未卜的命运。而这一切的开端，便是当时的东清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他就像是那场灾难的吹哨人，他的预警未曾被过多重视，却是病毒扩散的前奏。

清朝末年，这场鼠疫可以称得上是对人类的一次古老而可怕的考验。据各方文献记载，鼠疫的初步传播者是西伯利亚的猎户。1910年10月，鼠疫首先爆发在海拉尔地区，并很快以惊人的速度蔓延至齐齐哈尔、哈尔滨和长春，势如破竹。虽然疫情迅速蔓延，但铁路交通依旧没有完全中断。档案记载显示，1910年12月初，长春的一个商号柜伙从哈尔滨传回了鼠疫，几天之内，四五个同住的人员便相继死亡。

随着疫情的扩散，吉林西南路的道台、长春府的知府以及相关官员迅速行动起来，试图遏制病毒蔓延。然而，鼠疫的传播路径几乎与铁路如影随形，长春因为是南下铁路的终点，成为了重灾区之一。这座城市内的商号、居民楼、各个角落都无法幸免。长春的街道从热闹的市场到贫民窟，都成为了鼠疫的传播温床。《盛京时报》的一篇社论惊呼：疫气方张，几同火之燎原，水之溃堤，沉沉大劫，问熟能避之也？

**全球关注**

随着疫情的蔓延，世界的目光也投向了长春。为了更好地防控疫情，1911年正月，日本派遣了北里博士到长春考察，并在《盛京时报》上得到了广泛报道。与此同时，大清帝国外务部也聘请了三名英国专家前来协助防疫工作。日本的防控措施较为全面，不仅加强了沿线的检疫工作，还在各大车站设立了监视所和隔离室。而俄国方面，则主要集中于哈尔滨以北地区的疫情防控。面对疫情的失控，日俄两国的地方官员纷纷建立了会合磋商机制，定期召开会议协调防疫工作。

尽管中日俄三方的合作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成效，但各自利益的争夺也让防控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尤其是铁路的南北往来，成为了疫情传播的最大通道。两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和控制力，时常在防疫措施上产生分歧，导致疫情无法得到及时遏制。

**京师震动** 随着疫情蔓延，东北的疫情突破了山海关，传入了直隶、山东等地。尤其在年终岁尾时，地方官员纷纷放弃假期，紧急应对这一公共卫生危机。宣统二年腊月二十一日（1911年1月21日），宣统帝下达了紧急旨令：东三省鼠疫流行，现在各处严防，毋令传染关内。之后，京师也迅速成立了临时防疫局，负责防控工作。宣统帝再次强调：京城办理防疫，现在天气融合，逐渐轻减，仍须认真防范。

**守土有责**

随着疫情形势的日益严峻，众多医官和地方官员挺身而出，承担起了防疫重任。其中，伍连德博士作为国士无双登场，成为了这场抗疫的主力。早在1910年12月，伍连德便受命赶赴哈尔滨，带领一支由北洋医学堂、协和医学堂的年轻医学生组成的医疗团队，投入到这场与鼠疫的恶战中。伍连德凭借其国际化的医疗背景，为中国的防疫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净绝之策** 长春的防疫工作经过长达四个月的紧张努力，最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此期间，长春市的商民和士绅共同奋力救灾，不仅捐资捐物，还参与了大量的防疫工作。长春的防疫经验为后来的疫情防控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根据档案记载，当时的防控措施包括遮断交通、隔离留验、稽查检疫、消毒工作和尸体处理等，都是为应对鼠疫而量身定制的。 例如，长春市采取了严格的交通管制措施，暂停了与疫区的人员和物资往来。所有来往的车辆和行人都必须通过检疫站和隔离所，确保没有感染源流入城市。防疫工作期间，长春还率先推广了消毒措施，使用石炭酸和硫磺对染疫区域进行全面消毒。与此同时，尸体处理也成为了一个难题。由于鼠疫高传染性，尸体的埋葬和处理成为了极大的挑战。为了避免疫情扩散，火葬和深埋成为了当时政府的首选。 **结语** 尽管长春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和牺牲，最终还是通过严格的防控措施和广大市民的共同努力，成功遏制了鼠疫的蔓延。这场疫情给长春以及其他疫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也为后人提供了抗击疫情的宝贵经验。而长春的这段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了百年，但其所传承下来的净绝之策，依旧在今天的疫情防控中发挥着深远的影响。